貿易結構論文范文第1篇
論文關鍵詞：貿易政策產業競爭政策產業結構升級
一、貿易政策與產業競爭政策的協調
產業競爭政策源于產業組織政策，它是為了獲得預期的市場績效，由政府主導制定的干預和調整產業的市場結構和市場行為的經濟政策。在開放經濟條件下，產業競爭政策的實質是通過協調競爭與規模經濟的關系，在維護正常的市場秩序的基礎上，培育和提高產業的競爭能力。產業競爭政策一方面要鼓勵競爭、限制壟斷，另一方面要避免過度競爭、追求規模經濟。
(一)貿易政策與產業競爭政策的沖突
在全球經濟一體化條件下，原來主要用于調節國內市場關系的產業競爭政策逐漸演變為保證和維持國際競爭環境的一種協調工具。產業競爭政策的內涵與外延遠遠超出了產業組織政策的范疇，已成為包括產業組織政策、貿易政策、投資政策等方面內容的國際性經濟協調政策。
在國家間的經濟聯系不斷加強的情況下，產業競爭政策與貿易政策的關系越來越密切，產業競爭政策已經成為多邊貿易談判中的重要議題。隨著關稅的大幅度降低和非關稅壁壘的減少，貿易自由化的成果越來越多地受到產業競爭政策所管轄的限制性商業慣例的侵蝕；同時，越來越多的貿易政策措施不僅沒有促進競爭反而惡化了國際競爭環境。
從長期來看，對于競爭性產業，其競爭能力在競爭環境中比在保護條件下更容易培養。因此，從培育產業競爭力的角度分析，貿易政策與產業競爭政策應該具有更多的一致性。政府在選擇貿易政策和制定產業競爭政策時，應該盡可能減少二者之間的沖突，構建協調一致的政策框架。
(二)產業集群和產業類別
在開放經濟條件下，貿易政策和產業競爭政策的協同作用領域和政策目標是不盡相同的。國內學者在研究中國競爭政策體系的重點與思路時，將競爭政策的作用領域劃分為三大產業群和六大產業類別。
依據引入市場競爭機制對產業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的影響程度，將現有產業分為競爭性產業、準競爭性產業和非競爭性產業三大產業群。競爭性產業是指市場競爭既有利于提高經濟效益又有利于提高社會效益的產業；準競爭性產業是指市場競爭有利于提高經濟效益但不利于提高社會效益的產業；非競爭性產業是指市場競爭既不利于提高經濟效益也不利于提高社會效益的產業。
在三產業群劃分的基礎上，按照市場競爭的對外開放程度和競爭能力的差異，將競爭性產業細分為吲際競爭性產業(如紡織服裝、家用電器、機電設備、船舶制造等)和國內競爭性產業(如輕工、機械、電子、建材等)；按照對國家經濟安全和國家經濟長遠發展戰略的影響，將準競爭性產業細分為經濟安全性產業(如兵器、航天、航空、核裝備等國防工業，石油、化工、能源、資源等支柱產業)和發展戰略性產業(如汽車、電子信息、生物工程、新材料新技術等)；按照規模經濟的顯著性和公共產品性質的顯著性，將非競爭性產業細分為自然壟斷性產業(如電力、通訊、鐵路、民航等)和外部經濟性產業(如港口、機場、城市交通、供氣、供水、廣播電視、氣象、環保等)。
(三)貿易政策與產業競爭政策的協同作用領域和政策目標
對于競爭性產業，產業競爭政策的主要任務是反行政壟斷，促進市場競爭，保證市場機制在產業內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同時，還要反過度競爭，實現行業規模經濟。反行政壟斷與實現規模經濟并不矛盾，因為規模經濟是競爭的自然演化結果，是競爭產生規模經濟，而不是壟斷“制造”規模經濟。與產業競爭政策相配合，貿易政策應該實現競爭性產業的國內市場全面開放，并進一步擴大對外開放，借用國際競爭機制來抑制和消除行政壟斷和過度競爭。
市場競爭同樣有利于提高準競爭性產業的資源配置效率，但可能危及整個國家的經濟安全和長遠發展。目前，外資經濟在我國準競爭性產業領域的經濟性壟斷有逐步加強的趨勢。在一些重要行業(如電子產業、汽車產業)或重點企業，外資通過持股控股、技術控制、經營權控制等方式，形成了對當前或未來市場的控制。而國內這些行業的企業規模小，生產經營分散，相互間惡性競爭。因此，在該產業群中，產業競爭政策的重點目標是反對跨國公司的經濟性壟斷，同時限制國內企業間的低水平過度競爭，推動規模經濟的實現和整體競爭實力的提高。貿易政策應該與投資政策相配合，對準競爭性產業給與適度、適時地限期保護。應當注意的是，關稅壁壘基本消除并不等于全面的零稅率，國際慣例也并不是全面的自由貿易慣例。
從總體上看，自然壟斷性產業和外部經濟性產業屬于非市場競爭性領域。但這些產業并非完全、絕對地排斥市場競爭機制，因為在這些非競爭性產業鏈條中或多或少地存在一些市場競爭性部門或市場競爭性業務。對于這些競爭性業務和部門，產業競爭政策的目標也應該是反對行政壟斷和不正當競爭行為；對于非市場競爭性業務和部門，應該強化政府的經濟管理職能。貿易政策也應該著力于擴大這些競爭性部門和競爭性業務的對外開放。
二、貿易政策與產業結構升級
產業結構升級包括產業間的結構升級和產業內結構升級。產業間結構升級主要指國民經濟增長對三次產業的依賴，從農業向工業再向服務業順次轉移。在宏觀總量上表現為三次產業的產值占GDP的比重不斷變化和調整，即農業總產出占GDP的比例逐漸下降，工業和服務業的總產值占GDP的比例逐漸上升。經驗表明，一個經濟體在實現工業化過程中，工業總產值占GDP的比例逐步提高，同時，還伴隨著服務業總產值占GDP的比例協同增長。隨著中國經濟逐漸步人“重化工業化”時代(自20世紀90年代后期，中國工業化開始進入以電子、能源、汽車、石化、建材等行業為工業經濟增長支柱產業的新工業化階段)，工業總產值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穩步提高，農業總產值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逐漸下降，服務業的比例也在逐年上升。但是，這種產業間結構升級的比例并不協調。首先，區域結構嚴重不平衡。東部沿海地區已經基本實現工業化而成為所謂“新興工業化地區”，廣大中西部地區仍然處于“農工業化時期”，農業總產值占地方GDP的比重還很高。其次，服務業的增長速度滯后于工業化進程，在東部“新興工業化地區”更是如此。第三，由于農業和服務業發展后勁明顯低于工業，這造成三次產業結構比例相對波動幅度較大，反映出工業化進程的不穩定性。
(一)貿易政策與產業問結構升級
就貿易政策如何促進產業間結構升級而言，有三個方面值得注意。其一，由于“重化工業化”的支柱產業屬于“準競爭性產業群”，關系到國家的經濟安全和長遠發展戰略，其投入和產出都應該首先立足于國內市場；貿易政策應該著眼于保障技術和資源性產品的進口需求，同時配合國內投資政策和利用外資政策，確保這些支柱產業的穩定發展，防止外資壟斷和國內市場過度競爭，實現規模經濟。其二，總體而言，服務貿易領域應該進一步擴大開放，但服務業同樣存在一些諸如銀行、證券、保險業的幼稚業，其開放速度和深度要與他們的改革速度和市場競爭能力相適應，既要有足夠的競爭壓力，又要有足夠的成長空間。其三，對于農產品貿易，貿易政策的重點是要維護公平競爭，保障糧食安全。要建立健全農產品補貼制度體系，用足用好世界貿易組織協議框架下的“綠箱政策”和“黃箱政策”，支持農業生產。
(二)貿易政策與產業內結構升級
產業間的結構升級是以產業內結構升級為基礎的。而產業內結構變化是由市場需求結構變化和生產供給結構變化及其相互作用共同決定的。一定收入約束條件下的需求結構決定供給結構，一定生產可能性邊界條件下的供給結構變化誘導需求結構變化。
產業結構是由其內部相互關聯的產業鏈交織而成的產業網絡。產業內結構升級是指價值增值中心沿著產業鏈向新的環節或結點轉移，并伴隨著增值比例的上升。在升級過程中，有的產業鏈條可能收縮，有的產業鏈條可能延展；產業網絡的某些部分可能變得更加密集，某些部分可能更加松散。產業內升級的結果是：投入產出比例提高，產業運行更加富有效率。
在產業內結構升級的過程中，可能有新的富有活力的產業環節和產業分支產生，即出現所謂“產業岐化”。如果資源不斷向新產生的環節或分支轉移或集中，新的環節會不斷“增生”，新的分支會不斷延展，舊的環節或鏈條會逐漸萎縮甚至消亡，那么舊的產業結構會被新的產業結構替代，即出現所謂“產業蛻變”。
在供給方面，貿易政策應該有利于生產可能性邊界的擴展。而生產可能性邊界的擴展依賴于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的積累，更依賴于技術創新和技術擴散。在這里，進口貿易政策應該得到足夠重視。在需求方面，貿易政策要隨著收入結構變化導致的市場需求結構的變化做出適時調整。調整的方向是：通過調整進出口商品結構誘導需求結構升級，進而推動產業內結構升級。
貿易結構論文范文第2篇
一、茶葉：18世紀中西貿易的核心商品
在20世紀以前西人所尋求的中國商品中，唯有茶葉在中西貿易中長期居于支配地位。茶葉為西方貿易商帶來了巨額利潤，使他們認為：“茶葉是上帝，在它面前其他東西都可以犧牲。”〔1〕雖然早在公元前2世紀中國人就開始種植茶樹，但直到16世紀中葉才為西方人所知。1559年，威尼斯商人拉莫修（Giambattistaramusio）在其出版的《航海記》（NavigationeetViaggis）才首次提到茶葉。〔2〕1606年，荷蘭人首次從萬丹將茶葉輸往歐洲。〔3〕在此后一百余年間，茶葉并未成為輸往歐洲的重要商品。1704年英船“根特”號（Kent）在廣州購買470擔茶葉，價值14000兩白銀，只占其船貨價值的11％，而所載絲綢則價值80000兩。〔4〕1715年，英船“達特莫斯”號（Dartmonth）前往廣州，所攜資本52069鎊，僅5000鎊用于茶葉投資。〔5〕1716年，茶葉開始成為中英貿易的重要商品。兩艘英船從廣州攜回3000擔茶葉，價值35085鎊，占總貨值的80％。〔6〕18世紀20年代后，北歐的茶葉消費迅速增長，茶葉貿易成為所有歐洲東方貿易公司最重要的、盈利最大的貿易，當時活躍在廣州的法國商人RobertConstant說：“茶葉是驅使他們前往中國的主要動力，其他的商品只是為了點綴商品種類。”〔7〕
從17世紀20年代起，英國東印度公司（EIC）在絕大部分年份中，所購買的茶葉都占其從中國總進口值的一半以上。在1765—1774年十年平均每年從中國進口的總貨值中，茶葉占71％。在1785—1794年中，這一比例提高到85％。〔8〕雖然瓷器、漆器、絲綢和其他中國商品的需求由于歐洲“中國風格”（Chinoseries）的流行仍在增長，但公司寧可讓這類商品的貿易由其船長和船員利用他們的“優待噸位”（Privilegetonnage）去經營，本身則集中全力經營茶葉貿易。〔9〕19世紀以后，英國東印度公司每年從中國進口的茶葉都占其總貨值的90％以上，在其壟斷中國貿易的最后幾年中，茶葉成為其唯一的進口商品。
茶葉貿易不但對英國東印度公司的存在生死攸關，而且對英國財政也至關重要。從1815年起，公司每年在茶葉貿易中獲利都在一百萬鎊以上，占其商業總利潤的90％，〔10〕提供了英國國庫全部收入的10％。〔11〕
荷蘭是18世紀西方各國中僅次于英國的最重要的對華貿易國。荷蘭人對中國商品的需求主要有五類：茶、瓷器、粗絲、紡織品（包括絲綢、南京布等）、藥材雜貨等。〔12〕雖然荷屬東印度公司（VOC）最早將茶葉從中國運往歐洲，但直到18世紀40年代初，其輸往歐洲的茶葉主要購自來到巴達維亞的中國帆船。在18世紀最初的十年間，荷印公司在與巴城中國帆船的易貨交易中每年尚有10—50萬盾的盈余。〔13〕隨著歐洲對茶葉需求的迅速增長，荷印公司已不滿足于中國帆船運往巴城的茶葉數量。1728—1734年，在巴城茶葉貿易繼續進行的同時，荷印公司從荷蘭派出11艘船，直接前往廣州購買茶葉。其中兩艘船中途遇難，另外9艘船運回總共1350000荷磅（1擔＝125荷磅）的茶葉，價值1743945荷盾，占全部貨值的73.9％，獲純利2334459荷盾。〔14〕由于用來購買茶葉的白銀短缺，1734年以后，荷印公司董事會放棄從荷蘭直接派船到中國的努力，改為每年從巴城派兩艘船到廣州購買茶葉，同時仍鼓勵中國帆船在巴城的茶葉貿易。1740年，荷蘭殖民者盡屠巴城華人，巴城華商貿易網絡破壞無殆，〔15〕茶葉貿易隨之衰落。到18世紀50年代，巴城茶葉貿易停止。〔16〕1757年以后，荷印公司重開對華直接貿易，直至1795年荷人因拿破侖戰爭而退出對華直接貿易。從18世紀20年代到90年代，茶葉均是荷人從中國輸出的最重要的商品。在這一時期的大部份年代中，茶葉占荷人輸出的中國商品總值的70—80％，有些年份甚至超過85％。
資料來源：Jorg,Prcelain,P.217-220.
從第一艘美國船到達中國起，茶葉就是其尋求的最重要的商品。1784年，美船“中國皇后”（EmpressofChina）號首航廣州，帶回3002擔茶葉，價值66100兩白銀，占該船總貨值的92％〔17〕然而，美船并不象同期的歐洲船只那樣幾乎主要從事茶葉貿易。1792年，6艘從廣州回航的美國船的總貨值為317270兩白銀，其中茶葉11538擔，價值為165440兩，略高于總貨值的一半。〔18〕1840年，美船在廣州購買貨物總值2766240兩白銀，茶葉價值1411391兩，仍是略高于總貨值的一半。〔19〕在19世紀初到30年代的大部分年份，美船在華出口貨物中，茶葉價值約占30—40％。至1837年，美船的茶葉貨值首次超過60％，達到65％。〔20〕1840年，美船購買19333579磅茶葉，占其在華購貨總值的81％。〔21〕
在18世紀其他歐洲大陸國家，如法國、瑞典、丹麥、美國的對華貿易中，茶葉所占的中國貨值比率也高達65—75％不等。〔22〕由于英國茶葉進口稅高達100％，歐洲大陸國家購買的茶葉歷來靠走私進入英國獲利。1784年英國國會通過抵代稅條例（CommutationAct），英國本土茶葉消費稅由100％降至12.5％。〔23〕歐洲大陸國家的白銀來源逐漸枯竭，加上走私茶葉入英國已無利可圖，他們在1885年以后逐漸退出茶葉貿易。廣州的茶葉貿易為英人所支配，小部分為美國商人分享。鴉片戰爭前幾年，廣州每年出口茶葉350000擔，價值94450000銀元，占中國出口貨值的70％。〔24〕二、白銀：西方購買茶葉的主要支付手段
當18世紀20年代以后歐洲各東方貿易公司競相從事對華貿易時，他們均面臨同樣的問題，如何來支付購買茶葉的費用？歐洲產品幾乎在中國找不到銷售市場！18世紀的中國經濟建立在手工業的農業緊密結合的基礎上，發達的手工業和國內市場使中國在經濟上高度自給自足。一百多年以后主持中國海關總稅務司的英人赫德（RobertHart）在其《中國見聞錄》（ThesefromtheLandofSinim）中仍寫道：“中國有世界最好的糧食——大米；最好的飲料——茶：最好的衣物——棉、絲和皮毛。他們無需從別處購買一文錢的東西。”〔25〕經濟上高度自給自足和相對較低的購買力使歐洲產品的中國市場非常狹小。然而，唯一例外的是中國對白銀的需求。亞當·斯密（AdamSmith）說過，當社會財富增長時，對白銀的需求有兩個層面的動力，一是作為貨幣促進商品的流通，二是作為奢侈品的標志。〔26〕在當時的中國，對白銀的需求主要源于第一種動力，商品經濟的發展使作為主要通貨的銅錢越來越不能適應市場交易，世界上尚無第二個國家象中國這樣如此迫切地需要白銀。而歐洲人對茶葉的需求僅能用白銀支付。大規模的中西貿易由此找到的支點：西人用白銀交換中國的茶葉！
甚至早在古羅馬時期，西方已需要用貴金屬購買絲、絲綢與香料。〔27〕16世紀末以后，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從日本、歐洲和美洲運來大量白銀購買中國絲綢。〔28〕18世紀60年代以后，英國成為最大的茶葉買主，18世紀末，美國成為第二大茶葉買主。從18世紀20年代至鴉片戰爭前，流入中國的白銀絕大多數由英、美人輸入，主要用于購買茶葉。
17世紀中葉以后直到18世紀末，銀元一直是英國東印度公司輸華的主要商品。也如其他西方國家一樣。英人的銀元源自西班牙的美洲屬地。銀元通常被裝箱輸往中國。每箱一般裝4000個銀元，1637年英船首航廣州，就攜帶62000西班牙銀元（realsofeight）〔29〕在18世紀初，中國貿易規模尚小，英人對華輸出只相當于對印度輸出的十二分之一。〔30〕1674年，英國東印度公司及其官員在和印度的貿易中投資430000鎊，其中實物部分為111000鎊，白銀320000鎊，其投資的利潤率為100％。〔31〕在1708－1712年間，英人每年對華出口商品值僅5000鎊，而出口白銀則高達50000鎊。〔32〕從18世紀中葉，白銀占英國東印度公司對華輸出貨值的90％。
資料來源：1760-1799年的數字見：Pritchard,P.399;1800-1823年的數字見：W.ECheong,"MandarinsandMerchants,JardineMastheson&Co.aChinaAgencyoftheEarlyNineteenthCentury",p.19,Bangkok,1979.
1700—1753年間，英國東印度公司共有178艘船前往中國貿易。我們已知其中的65艘船共載7099068兩白銀或每船平均攜帶白銀109226兩。〔33〕若以109226作為178艘英船每船攜銀的平均數，則在1700—1753年，英船共運19440000兩白銀到中國。
18世紀中葉以后，英國東印度公司擴大對華的貨物出口，主要是鉛、錫和棉花，白銀在總貨值中的比例有所下降。然而，由于對華貿易，特別是茶葉貿易迅速增長，白銀輸華的絕對量仍持續增加。1758—1762年，公司每年對華輸出貨物值174000兩，白銀219000兩。〔34〕1760—1770年，公司對華輸出總值中，白銀約占50％。到1795-1799年，這一比例下降到13％。〔35〕但由于每年對華輸出總值高達5373015兩，白銀輸出每年平均仍有739994兩。
如果1754—1759年英人平均每年輸華白銀與1758-1762年相當。即每年219000兩，則在1754-1759年間，英人共輸1314000兩白銀到中國。通過以上推算，我們可估計，1700—1823年，英國東印度公司共輸53875032兩白銀到中國。1823年以后，英人已無需再運白銀前往中國了。荷蘭人在18世紀也輸出大量白銀到中國。但在18世紀50年代以前，相對于其他西方人，荷人是唯一無需主要依靠白銀來購買茶葉的。雖然荷印公司也曾從事過荷蘭與廣州的直接貿易。由于荷蘭開拓了大片東方殖民地，擁有在中國市場上暢銷的熱帶產品，如胡椒、錫、香料等。荷蘭人堅持對華易貨貿易的戰略，以熱帶產品與中國帆船交換茶葉，這一戰略在巴城中國帆船貿易時期似乎實行得相當成功。隨著歐洲市場對茶葉需求迅速擴大，荷人擁有的胡椒之類熱帶產品在中國市場之外也相當暢銷，因此，荷人不得不從歐洲或亞洲其他地方商館調運白銀到巴城，其中一部分用來購買茶葉。〔36〕從18世紀初到19世紀30年代，每年從荷蘭運往巴城的白銀多達6800000—7900000荷盾。〔37〕1728—1734年，有9艘荷船從荷蘭直接駛往廣州，其總貨值為2533359荷盾，白銀占96％。〔38〕1735年后，荷印公司決定放棄荷蘭與中國間的直接貿易，改為每年從巴城派兩艘船到廣州，購貨資本為每船30萬荷盾，〔39〕其中部分資本用來在巴城購買胡椒等產品以便銷入中國，換取茶葉。在18世紀30年代后期，荷人每年在廣州銷售胡椒約50萬荷磅，在40年代，每年在廣州銷售胡椒達150—200萬荷磅。在50年代的某些年份，胡椒銷售額高達300萬荷鎊。〔40〕300萬荷鎊胡椒約值180000兩，相當于荷人在廣州購買的茶葉價值。由于三角貿易使荷人在巴城購買的茶葉費時較長，茶質也差，難以在歐洲市場上與其他西方公司競爭。1757年以后，荷印公司重開荷蘭與中國之間的直航貿易。然而，正如其他西方公司一樣，荷蘭產品也無力在中國打開銷路，因此公司決定，從荷蘭出發的船只每艘攜帶30萬荷盾的銀元前往中國。〔41〕從此以后，荷人也象其他西方人一樣，主要以白銀購買中國茶葉。
雖然美國商船遲至1784年才到中國，但不久之后，他們已成為中國第二大茶葉買主和最大的白銀供應者。在中美貿易初期，美商提供的大量洋參與皮毛在中國銷路頗佳，其貨值足以支付所購買的中國商品的貨值，19世紀初以后，美商的皮毛來源逐漸枯竭，其在廣州的皮毛市場也受到英人的激烈競爭，白銀成為美國支撐對華貿易主要手段。美船在歐洲購買制成品銷往拉丁美洲，換取白銀后，繞南美合恩角前往廣州購買茶葉、絲綢和瓷器。在1805—1840年間，美商共運61484400兩白銀到廣州，每年平均1607899兩。
根據以上估算，在1700—1840年間，從歐洲運往中國和美國人運往中國的白銀約17000萬兩。〔45〕
歐人和美人輸華的白銀都來自西屬美洲。美洲白銀生產集中于兩個地區，即上秘魯（UpperPeru，現玻利維亞）和新西班牙（現墨西哥）。從16世紀70年代到17世紀30年代，秘魯所產白銀占西班牙屬美洲輸出白銀總量的65％。〔46〕1581—1600年，僅是上秘魯的波多士銀礦（Potosi）每年就生產白銀254噸，約占全世界產量的60％。18世紀初以后，黑西哥成為世界最大的白銀產地。1803年，黑西哥所產白銀占全美洲的67％。〔47〕從18世紀以后，80—90％的美洲白銀都由西班牙的“銀船”運往歐洲。由于歐亞貿易的迅速擴大，從美洲輸往歐洲的白銀大部分又轉輸到東方。研究美洲白銀流通史的著名學家威爾遜教授（CharlesWilson）指出，“毫無疑問，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歐洲出口的白銀至少與其接受的白銀一樣多。”〔48〕
歐洲對華貿易，特別是茶葉貿易的迅速發展導致西班牙銀元大量持續流入中國，銀元在中國，特別是在沿海地區，越來越多地取代銀塊作為通貨使用。廣州的商務交易主要用西班牙銀元結算。美洲白銀持續流入歐洲成為歐人對華貿易的基礎。然而，西屬美洲的白銀產量與迅速增長的西方對華貿易所需的銀元數量并不同步增長。由于很多銀礦枯竭，從1790年以后，美洲白銀產量開始下降。1811年，西屬美洲爆發獨立革命戰爭。這場持續15年的革命戰爭摧毀了很多銀礦，美洲的白銀產量大為減少。
另一方面，歐人的殖民擴張活動的費用也增加了白銀的消耗。1784年以后的20年間，英人在印度擴張直接統治地盤，在美索爾（Mysore）以及和馬哈拉特（Maharattes）的戰爭使英屬印度政府財政支出，對現金需求愈為迫切。〔49〕1805年，英國東印度公司停止從倫敦運送白銀到廣州。白銀的短缺使其他歐洲國家逐漸退出對華貿易，將地盤留給英國人和美國人。因為前者在19世紀初以后找到了以鴉片取代白銀作為對華貿易的支柱，而后者除部份鴉片貿易外，依靠他們與西屬美洲革命者的友誼，在西屬美洲獨立戰爭期間及以后仍可獲得白銀。
三、鴉片：取代白銀交換茶葉
就如其他麻醉品如嗎啡、海洛因一樣，鴉片也是罌粟屬植物果實（PapaverSomniferum）的制成品。鴉片種植的起源時間和地區尚未確定，但在歐洲出現之前很久，就已在中東種植。古埃及人保存了最早有關鴉片的記載：6000多年以前中東的蘇美爾人（Sumerian）就已種植罌粟花作為觀賞之用。公元一世紀，鴉片經希臘傳入歐洲大陸。在小亞細亞，種植鴉片已成為一種行業。〔50〕在中世紀，作為東西方貿易中介的阿拉伯商人將鴉片種植及其功能的知識傳遍東方各個角落。鴉片于唐代經阿拉伯商人傳入中國。中文“阿芙蓉”，“鴉片”，“芙蓉”等名稱即源于阿拉伯語“Afyun”。在西方向中國的商務擴張過程中，葡萄牙人最先將鴉片作為商品輸入中國。葡人以澳門為基地，將印度麻洼產的鴉片運入廣州，葡人對華鴉片輸出規模尚小，在1767年以前，每年輸入中國約200箱。〔51〕可以說在英人于18世紀60年代開始其鴉片貿易之前，中國稍具規模的鴉片貿易尚不存在。
18世紀60年代以后，英國對華進出口貿易迅速擴大，貿易逆差也日趨嚴重。1765—1766年度。英國東印度公司從中國輸入的商品是對華出口商品值的302％。在1775—1776年間，這一比值是256％。英國國會通過替代稅法后的1785—1786年度，從中國進口的商品值（主要是茶葉）比對華出口的商品多328％。〔52〕盡管其間英人不斷輸入白銀，但仍不足以彌補迅速擴大的中國商品進口造成的貿易逆差，導致公司在廣州資金周轉屢屢發生困難。1784年公司在廣州的財庫尚有214121兩白銀的盈余，到第二年，就出現了222766兩的赤字。1786年，赤字高達864307兩。1787年，更達904308兩。〔53〕為了平衡茶葉貿易造成的巨額逆差，公司不惜采取任何手段，無論其合乎道德與否。從英屬孟加拉運送鴉片到中國的計劃最先由英國東印度公司的高級職員華生上校（ColonelWatson）提交給公司的加爾各答董事會，并得到該董事會成員，公司重要官員惠勒（Wheeler）的支持。該計劃的初衷原為增加稅收以彌補英屬印度政府的財政。〔54〕由于公司的廣州財庫日益支拙，公司駐廣州監理委員會（Supercargos）要求英屬印度總督給予財政援助。其具體作法是：英屬印度政府鴉片批發給有鴉片特許經營權的散商，這些散商在廣州出售鴉片后將收入納入公司的廣州財庫，廣州財庫支付散商倫敦匯票，后者可于英國將匯票兌換成現金。〔55〕英屬印度總督和公司董事會接受了這個計劃，東印度公司專門成立鴉片事務局（OpiumCorporation），壟斷印度鴉片生產和出口。
麻洼（Malwa），比哈爾（Behar）和比納萊斯（Benares）是印度主要的鴉片產地。比哈爾和比納萊斯處于英國印度政府的直接管轄地，因此英人較容易地建立起一套鴉片強迫種植制度。公司每年丈量種植鴉片的土地，確定其地界，再通過中介人和居住在鴉片種植區域的農民簽訂合同。根據合同，鴉片種植者可得到公司的預付款，收成時再將產品以合同確定的價格賣給公司。如當地農民未和公司簽訂合同就擅自種植和出售鴉片，其財產就立即被沒收。〔56〕農民交付公司的粗鴉片尚需在公司專設的鴉片工廠里精煉、干燥、稱重、裝箱，每箱約重140英磅。〔57〕強迫種植制度使公司僅以每箱300盧比的價格得到鴉片。〔58〕這兩個地區所產的絕大部分鴉片都沿岡吉斯河（Ganges）運到加爾各答港，以便出口到中國。1779年，鴉片在廣州的售價每箱為500—600銀元，三倍于其最初的價格。〔59〕鴉片運銷中國原由公司船只進行。由于中國政府于1800年明令公司的廣州監理會，禁止他們輸入鴉片，公司船只進行。由于中國政府于1800年明令公司的廣州監理會，禁止他們輸入鴉片，公司船只遂不再直接經營鴉片在中國的運銷。轉而在加爾各答拍賣給向公司申請到鴉片經營特許權的散商，由他們具體經營運銷鴉片往中國。〔60〕麻洼則在印度土邦政府的管轄下，在其境內，鴉片就如稻米和棉花一樣，可以隨意種植與買賣。麻洼鴉片少部份由葡人運至葡屬狄莫恩（Demaun）港出口中國，大部份由當地人運至孟買出口。孟買為麻洼鴉片的主要集散地，距麻洼約400—500英里，從麻洼到孟買須經過英屬政府的直接管轄地。公司在其管轄地實行一種“鴉片轉運稅”缺席制度（Transitaduty），每箱鴉片過境需付200—400盧比。通過強迫種植和“轉運稅”制度，英國東印度公司不但基本上壟斷了印度的鴉片生產和運銷，而且也解決了在廣州的金融問題：印度鴉片在中國銷售的收入用于代替白銀，支付購買茶葉的款項。
在18世紀最后十年中，每年從印度銷往中國的鴉片約為2000箱。〔61〕1800年以后，每年輸入中國約4000箱。1822年以后，英人加速對華鴉片輸出，當年輸華鴉片7773箱。1832年達21605箱，到1838年更高達到40000箱。
美國商人也不擇手段地為彌補其對華貿易逆差及與英國人競爭而努力，雖然美船在世界各個角落尋求能在中國銷售的產品以便購買高利潤的中國商品，但仍無法獲得足夠的商品來代替白銀以平衡對華貿易。當美國商人獲悉可帶來巨額利潤的鴉片后，也毫不猶豫地加入對華鴉片輸出。印度是鴉片的主要產地，但卻被其對手英國人牢牢控制，美國人因此轉向土耳其的士麥那（Smyrna）——其地所產鴉片雖質量稍次，但仍為中國癮君子所接受。在英國東印度公司于1834年解除對鴉片運銷的壟斷之前，是美國人獲得鴉片的唯一地方。美人何時開始對華輸出鴉片尚不清楚，但至少不遲于1805年。當年三艘美船從士麥那攜帶120箱鴉片前往中國。〔62〕兩年以后，英國東印度公司已警覺美國人在鴉片貿易上的競爭。〔63〕1805—1808年，美船每年從土耳其運出的鴉片不少于200箱。1816年，美船“獅子號”（Lion）攜帶11萬銀元和60箱鴉片來到廣州。〔64〕1817年，土耳其出口的鴉片高達1900箱，次年的數量更多，主要為美人販運。〔65〕由于英人壟斷了鴉片主要產地，美人輸華鴉片數量遠遠落在英人之后。1818—1833年，美人總共輸入中國的鴉片價值4925997銀元，平均每年307875元，只相當于對華出口的10％，而同期英人輸入中國的鴉片價值104302948銀元，平均每年6518934元，〔66〕等于東印度公司從中國的全部出口商品總值。〔67〕
根據馬士的統計，1800—1838年，輸入中國的鴉片達422676箱，每箱平均價約750銀元。〔68〕18世紀最后十年共有20000箱鴉片輸入中國。因此，從1790—1838年，輸入中國的鴉片價值239045040兩。
對于美國人，鴉片貿易收入可部份取代用于購買中國商品的白銀。1827年以后，美人加緊對華輸出鴉片。輸華的白銀隨之劇減。1821-1830年十年中盡管中美貿易有所擴大，輸華白銀則僅有4064400兩，只相當于，前十年的21.5％。
對于英國人，對華鴉片輸出使他們平衡了50多年以來持續的對華貿易逆差，再也無需運送白銀到中國。相反的是鴉片貿易的收入不但扭轉了對華商品貿易逆差，還有大量盈余可換成白銀運出中國，正如當時一位美國商人抱怨：“鴉片貿易不但使英人有足夠的錢購買茶葉，而且使他們能把美國人運到中國的白銀運回英國。”〔69〕1807年，英屬印度總督指示孟買、馬德拉斯檳榔的英國殖民地首腦，原先各地準備運往中國的白銀都改運加爾各答，因為公司廣州監委會已有足夠財力應付交易。當年，從廣州運抵加爾各答的白銀有2431000兩。〔70〕此后公司不斷從廣州運出白銀。
從1812年以后，公司為英國散商提供匯票服務，以轉移其鴉片利潤，運送盈余白銀的事務主要由散商進行。
對于中國、鴉片非法輸入導致嚴重的后果。首先是對人民身心、財產和社會安全的損害。19世紀初以后的30年間，吸食鴉片惡習從沿海迅速擴展到內地，從城鎮到鄉村，從士農工商到達官貴人，無處不在。“一經嗜煙，刻不可離，中人之家往往破產。”〔71〕由此激發的罪案更不可勝數。其次，導致白銀外流。這又引起銀貴錢賤。19世紀初銀一兩約合銅錢1000文，到鴉片戰爭前夕，銀兩竟達錢1600文。農工、手工業者和高人平時所得為銅錢，交付各種賦稅則需折成白銀，負擔大為加重，各省拖欠賦稅日多，造成清政府財政危機。第三，破壞工商業的正常發展。吸食鴉片使社會購買力降低，白銀外流引起金融混亂，這些都直接影響了市場交易。1838年林則徐在調查蘇州、漢口等商埠后上疏，“近來各種貨物銷路皆疲，凡二三十年以前，某貨約有萬金交易者，今只剩得半數。問其一半售于何貨，則一言以蔽之曰：鴉片煙而已矣。”〔72〕鴉片對中國的危害深為朝廷有識之士所悉，他們激烈主張朝廷應嚴禁鴉片。1839年道光皇帝派湖廣總督林則徐為欽差大臣，往廣州禁煙。既然鴉片貿易提供了英屬印度政府七分之一的財政收入，既然鴉片能代替白銀，維持每年給英國政府提供了300—400萬英磅財政收入的茶葉貿易，既然鴉片是英印中三角貿易的基石，英國總理鮑美斯頓爵士（LordPalmerston）對中國政府禁煙的反應是毫不遲疑地訴諸武力。
結論
在工業革命以前，西方人不能為其東方貿易提供除白銀之外的任何有較大市場的產品。直到18世紀后期，英國人運往中國的印度棉花才在中國市場上有一定銷路，然而，銷售印度的產品收入遠不足以購買中國商品。為了購買以茶葉為主的中國商品，從事對華貿易的西方國家都在18世紀運大量的白銀前來中國。當西屬美洲白銀產量下降以及西方的殖民擴張費用增加時，歐洲大陸國家難以維繼貿易平衡，紛紛退出對華貿易行列。只有英國人依靠印度的鴉片重建其對華貿易結構，在對華貿易中獲取巨大利潤。當中國政府厲行禁煙的措施使以鴉片為中心的中英貿易結構面臨崩潰危險時，英國政府立即訴諸于戰爭。鴉片戰爭并非象西方的中國學權威費正清所說的“是一場根源于中西方間不同的經濟形態、政治制度與國際秩序觀念的文化沖突”，〔73〕而是英國追求經濟利益而強加給中國的戰爭，與西方在殖民擴張時期于印度、美洲、非洲發動的戰爭在性質上并無任何不同：從商務擴張到武力征服。當時的一位善品中國茶葉的英國人是這樣評述這場用武力強迫中國接受鴉片交換茶葉的戰爭的：“一場從一開始就是非正義的、不擇手段的，使英國人蒙受長久恥辱的戰爭……。不列顛的旗幟從此成為保護交通的海盜旗幟。”〔74〕
注釋：
〔1〕EarlH.Pritchard,"TheCrucialYearsofEarlyAnglo-ChineseRelations,1750-1800",p.163,Washigton1963.
〔2〕這位威尼斯人所知的“茶葉”并非目睹，而是從一位到過中國的威尼斯人處得知。“ThemaThee"p.13.museumboymans-vanbeuningenRotterdam,1978.
〔3〕烏克斯（Ukers）則認為荷人在1610年從日本和中國輸入茶葉。WilliamUkers,"AllaboutTea",vol,1.p.23,p28,NewYork1935.
〔4〕H.B.Morse,"TheChroniclesoftheEastIndiaCompanyTradingtoChina1635-1834",vol,1.p.144.Oxford,1926.
〔5〕Morse,"Chronicles",vol.1.p.148.
〔6〕其中“蘇珊那”號（Susanna）所載貨值54000兩白銀，茶葉1565擔，價值45000兩，見：Morse,vol,1,p.157,K.N.Chaudhuri,"TheTradingWorldofAsinandtheEnglishEastIndiaCompany",P.538,Cambridge,1978.
〔7〕LouisDermigny,"LaChineetl''''Occident.LeCommerceaCantonauXVIIIeSiecle,1732-1833",3vols,vol,2.p.545,Paris,S.E.V.P.E.N.1964.
〔8〕Pritchard,"CrucialYears"p.395-396.
〔9〕MichaelGreenberg,"BritishTradeandtheOpeningofChina,1800-1842",p.3.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51.
〔10〕A.J.Sargent,"Anglo-ChinaCommerceandDiplomacy,P.51,Oxford,1907;Prichard,"GrucialYears",p.163.
〔11〕Greenberg,"BritishTrade",p.3.
〔12〕C.J.A.Jorg,"PorcelainandtheDutchChinaTrade",p.217,TheHage1982.
〔13〕KristofGlamann,"Dutch-AsiaticTrade",p.215,TheHage1958.
〔14〕DeHullu,"OverdenChinaschenhandelderOostindischeCompanieindedertigjaarvande18eeeuw",in"BijdragentotdeTaal-,Land-enVolkenundevanNederlandschIndie(BTLV),vol,73,P.42-43,TheHage1917.
〔15〕如：巴城華人甲必丹，大茶商連富光即在1740年被荷人逮捕流放。見：B.Hoetink,"NiHoekong,KapiteinderChinezenteBataviain1740",inBTLV,vol,74,1918.
〔16〕LeonardBlusse,"StrangeCompany:ChineseSettlers,MesizoWomenandtheDutchinVOCBatavia",p.137-138,Leiden1986.
〔17〕Morse,"Chronicles",vol,2.p.95.
〔18〕Morse,Chronicles",vol,2.p.204.
〔19〕茶葉的數量與美國船貨總值數字引自：FosterRherDulles,"TheOldChinaTrade",p.210,NewYork1970,茶葉貨值系推算而出，從19世紀初到30年代，廣州茶葉價值每擔在23-26兩之間，在此以中章價245兩計算。
〔20〕Yen-pingHao,"TheCommercialRevolutioninNineteenth-centurychina:TheRiseofSino-WesternMercantileCapitalism",p.16,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Berkeley1986.
〔21〕TimothyPitkin,"AStatisticalCiewoftheVommerceoftheUnitedStatesofAmerica",Harford1816,Reprintedin1835,NewHaven,P.301.
〔22〕ZhuangGuotu,"InternationalTradeinChineseTeain18thCentury",p.30-33,APaperPresentedtothe34thInternationalCongressontheAsianandNorthAfricaStudies,HongKong,1993.
〔23〕該條款同時也規定，英國東印度公司必須供應本土足夠的茶葉，并以不超過成本加法定利潤的價值出售見：HohcheungandlornaH.Mui,"TheManagementofMonopoly;aStudyoftheEastIndiesCompany''''sConductitsTeaTrade,1784-1833",p.xi,UniversityofBritishColumbiaPress,Vancouver1984.
〔24〕姚賢鎬《中國近代對外貿易史資料：1870－1875》，卷1，第258頁，北京，1962年。
〔25〕Greenberg,"BritishTrade",p.5.
〔26〕AdamSmith,"AnInquairyintotheNatureandtheCausesoftheWealthofNations",p.188,NewYork1937。
〔27〕H.A.CrosbyForbes,JohnDevereuxKernanandRuthS.Wilkins,"ChineseExportSilver1785to1885".p.22.MuseumoftheAmericanChinaTradeMassachusettes,1975.
〔28〕參見：莊國土《明季中國絲綢的海外貿易》，聯合國科教文組織《中國和海上絲路國際討論會論文集》，1991年，福建人民出版社。
〔29〕Morse,"Chronicles",vol,1.p.21.p.307.
〔30〕Sargent,"CommerceandDiplomacy",p.49.
〔31〕Morse,"Chronicles",vol,1.p.71.
〔32〕Sargent,"CommerceandDiplomacy",p.49.
〔33〕Morse,"Chronicles",vol,1.p.307-313.
〔34〕Sargent,"CommerceandDiplomacy",p.49.
〔35〕Prtichard,"Crucialyears",p.394,396,399.
〔36〕C.C.F.Simkin,"TheTraditionalTradeofAsia",p.231,NewYork1968.
〔37〕Glamann,"DutchAsiatictrade",p.243.
〔38〕ibid,p.69.
〔39〕Jorg,"Porcelain",p.27.
〔40〕Glamann,"DutchAsiatictrade",p.243.
〔41〕Jorg,"porcelain",P.35.
〔42〕Dermigny,"Canton",P.521-524.
〔43〕18世紀下半葉歐洲商船較以前大，但所攜白銀在輸華貨值中的比例也稍低，這兩方面出入可能大體互相抵消。
〔44〕在對美國1805-1944年對華商品和白銀輸出額估算時，各家所據資料不同，其結果也稍不同，Yen-PingHao引用的是參議院檔案（U.S.SenateExecutiveDocument31.19thCongress,lstSession）以及Homans所著《歷史統計資料》（HistoricalandStatisticalAccount）。Morse引用的是K.S.Latourette所著的《1784-1844年美中早期關系史》（TheHistoryofEarlyRelationsbetweentheU.S.andChina1784-1844）載于"TranslationsoftheConnecticutAcademyofArtsandScience",vol,28,NewHaven1927,Cheong在其所著的“MandarinsandMerchants”（P.54）也引用相同資料。
〔45〕這個數量不包括西班牙人經馬尼拉輸入中國的白銀。
〔46〕D.A,Brading,"MexicanSilver-MiningintheEighteenthCentury:TheRevivalofZacatecas".LatinAmericanseries,No.277.UniversityofCalifornia,Berkeley,Reprintedfrom"TheAmericanhistoryReview,vol,L.No.4.Nov..p.666.1970.
〔47〕A.Kobata,"TheProductionandUsedofGoldandSilverinSixteenth-SeventeenthCenturyJapan",in"EconomicHistoryReview,"SecongSeries,vol,18.No,2.p.247.August,1965.
〔48〕CharlesWilson,"Trade,SocietyandtheState",inE.E.RichandC.H.Wilson,eds,"TheEconomyofExpandingEuropeintheSixteenthandSeventeenthCenturies",p.511,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67.
〔49〕W.E.Cheong,"TradeandFinanceinChina:1784-1834",in"BusinessHistory'''',p.40,January,1965.
〔50〕J.m.Scott."TheWhitePoppy:AHistoryofOpium",p.5,London1969.
〔51〕"ChineseRepository",vol,5.p.546,April,1837,Morse,"TheInternationalRelationsoftheChineseEmpire",vol,1.p.173,Shanghai1910.
〔52〕Prichard,"CrucialYears",p.143.
〔53〕Morse,"Chronicles",vol,2,p.95,100,118,135.
〔54〕M.D.NathanAllen,"OpiumTrade",p.12,reprintedinBoston1973.
〔55〕Prichard,"CrucialYears,"p.217-218.
〔56〕"ChineseRepository,"vol,3.p.238,Feb,1837.
〔57〕CarlA.Traocki,"OpiumandEmpire:ChineseSocietyinColonialSingapore,1800-1910'''',p.53-55,CornellUniversityPress1990.
〔58〕Allen,"OpiumTrade",p.10.
〔59〕"ChineseRepository",vol,5.p.546-547,April,1837.
〔60〕Dulles,"Old,ChinaTrade",p.115.
〔61〕〔62〕Morse,"InternationalRelation",vol1.p.238.
〔63〕TylerDennette,"AmericansinEasternAsia:ACriticalStudyofUnitedStates''''PolicyintheFarEastinthenineteenthCentury'''',NewYork1992,reprintedin1963p.115.
〔64〕Dulles,"Old,ChinaTrade",p.147.
〔65〕Dennette,"AmericansinEasternAsia",p.115,120.
〔66〕Dulles,"Old,ChinaTrade",p.147.
〔67〕Dulles,"Old,ChinaTrade",p.148.
〔68〕嚴中平編《中國近代經濟史統計資料》，第11頁，北京，1955年版。
〔69〕Morse,"IteratioalRelatios",vol,1.p.238-240.
〔70〕Dulles,"Old,ChinaTrade",p.147.
〔71〕Morse,"Chronicles",vol,3,p.54-56.
〔72〕御使章沅奏折，《史料旬刊》第9期，天字第311頁。
〔73〕《林文忠公政書》，《湖廣奏稿》卷5，第11頁。
〔74〕JohnkingFairbank,"TradeandDiplomacy",vol,1.p.74.
貿易結構論文范文第3篇
關鍵詞金融發展貿易結構高級生產要素金融效率
近幾年來，我國對外貿易發展呈現出強勁趨勢，既使國際貿易環境出現各種不利的事件，我國的對外貿易規模及貿易上所獲取的利益都出乎經濟預言的料想之外，似乎中國對外貿易在現時代的“無約束”發展超脫了現存貿易理論的普遍解釋范圍，抑或是否中國所表現出來的貿易現象成為貿易理論界中一個值得探討的新課題。其實則不然，中國的對外貿易在改革的進程中，一直堅持自我為中心的貿易方針，即以自我所擁有的貿易上的比較優勢——廉價的勞動力成本為主導，大力開展出口導向型貿易，以此來帶動其他相關產業的興起。同時以這些新興產業為依托，更深層次地改良優勢產業，增強產品的國際競爭能力。其次，多年來的貿易成果積累了充盈的資本，為產業進行結構升級和優化提供了資金上的支持。無論是從產品規模和質量上，都隨著貿易成果擴大而增強，延續了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成本優勢，而且也在產品的國際信譽市場上異軍突起，為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市場擴充提供了保證。但在這個過程中，我國開放貿易在以勞動力成本為依托的貿易商品延續了幾十年，固然已取得不菲的經濟效益，從長遠看整體國家貿易商品結構也出現了嚴重傾斜，沒有形成一個立體層次的貿易結構，即在高、中、低貿易層次中沒有形成一個均衡的結構。而高、中層次的貿易商品在信息和科技為當今經濟發展動力的局面中，往往成為一個國家經濟持續發展的支柱產業。因此，穩妥而快速地推動我國貿易結構優化是關乎經濟發展的重要議題。長期以來，國家金融體系一直在開放的貿易環境下遵循著計劃經濟時的經營體制，在對國有的金融界進行大幅度的整合之后，我國的金融業將迎來一個全新的經營市場。本文就是從當前我國金融體系改革中，以金融發展推動經濟發展的過程中，討論如何借助于金融層面的經濟發展力量來優化我國對外貿易結構。
1貿易結構優化概述
從貿易理論來分，大致可分為靜態貿易結構優化理論和動態貿易結構優化理論。
靜態貿易結構優化理論中主要有兩種代表性理論：一是以大衛·李嘉圖和赫克歇爾-俄林為代表的古典貿易理論。其代表觀點是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價格差是國際貿易產生的原因，而導致價格差的原因則歸結于勞動生產率或技術差異；而赫克歇爾-俄林則是從生產要素的價格差異來討論國際貿易起因，進而指出生產要素的豐裕和稀缺程度決定生產要素價格差，從而致使商品的國際價格差異。二是以克魯格曼為代表的新貿易理論。該理論的構建框架為規模經濟、產品差異和不完全競爭三大分析要素上。在不完全競爭的市場條件下，追求產品規模的經濟效應和產品差異上的消費效應是國際貿易產生的又一動因。新貿易理論是在突破古典貿易理論假設前提下對國際貿易理論的補充。但這兩種理論的出發點都只強調了現存的資源，是在資源總量恒定不變的前提下對生產要素的最佳配置的理論探討，是一個靜態過程。
從動態貿易結構優化理論分析：一是動態比較優勢理論。通過專業化學習、投資創新等后天因素人為地創造出來，強調的是規模報酬遞增，不完全競爭，技術創新。該理論的兩大支撐是技術和資本，以技術創新為主要手段，加快產品中生產要素的轉換比率，同時把技術作為比較優勢的內生變量，強調“干中學”的經濟效應。通過“干中學”以及技術創新鞏固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價格差異，資本的作用在于技術創新和產品生命周期成長和成熟兩個階段，是產品生產在生產要素中的突出因素。因此，在這兩個階段由于技術外溢資本的作用尤為重要。二是波特的競爭優勢理論。波特認為比較優勢可以人為地有意識地選擇策略來配置稀缺資源，將比較優勢轉化為競爭優勢。在波特的競爭理論中，有四個基本的要素：生產要素、需求結構、相關與支撐產業、企業的戰略和競爭程度。波特將生產要素細分為基本要素和高級要素。基本要素指的是不需要花費太大代價就能得到的要素；高級要素則需要通過長期投資或培育才能夠創造出來的要素。他認為高級要素最為重要，它們是取得高級國際分工層次的關鍵，一國基本要素的不足可以通過高級要素獲得補償，但是在高級要素上處于劣勢則無法用其他方式有效彌補。競爭優勢注重企業的非價格競爭和創新競爭，關注要素的質量和產品的需求情況，主動地創造比較優勢，在改善貿易結構中，高級要素的決定作用越來越明顯。
通過以上分析，我們可以把貿易結構優化的過程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貿易動力主要由自然稟賦的比較優勢來決定，在這個階段貿易結構主要是表現為具有比較優勢行業的貿易發展。第二階段中推動貿易發展的動力主要是比較優勢的動態階段，即以規模經濟效應實現貿易結構優化，通過技術外溢和“干中學”效應帶來貿易部門的制度創新，使得比較優勢建立在高級要素稟賦的基礎上，從而上升到后天稟賦層次。第三階段，競爭優勢成為推動貿易結構優化的主要動力，主要體現在三個層次上：技術優勢、規模優勢和創新優勢。此階段以吸收貿易發展帶來的先進技術，逐漸發展成為規模和技術優勢為特征。而在這三個階段的進化過程中，生產技術的改進和生產要素的高級化是發展中國家在優化貿易結構上的兩個關鍵。在當今經濟發展的秉性中，這兩個因素無不與高投入的資本量相關。我國的對外貿易要保持持續的發展，就需要結合當前金融發展的大前提，繼續保持在自我特有貿易低層次上的優勢，同時也要借助于金融促進的力量來構建我國中高層次的貿易體系。
2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中的貿易結構優化
在世界經濟越來越趨于一體化的時候，一國的對外貿易規模幾乎可以代表該國參與全球經濟程度的高低。因此經濟增長中貿易結構的取向和相關調整都對經濟增長率和其發展的持續性至關重要。2006年，中國成為世界第四大經濟體，外匯儲備第一大國。由此可以看出，中國在多年中的貿易策略無疑是成功的，同時在貿易成果展現的主要方面外匯規模的龐大也證明了這一點，即中國金融體系是長期滯后于快速增長的貿易發展勢頭。特別是加入WTO后金融將面臨整體開放的形勢和國內對金融促進貿易發展不利的雙重壓力下，中國金融的發展應更有效地對抗外來金融的競爭以及促進國家貿易在結構上的優化，為經濟的持續增長和貿易進程的良性延續提供恒久的動力推動環境。
首先，從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之間的理論聯系來看貿易優化的問題，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的關系大致可以表述如下：Patrick把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關系分成兩類，主張金融發展能促進經濟增長的叫做供給主導，主張金融發展只是經濟增長對金融服務需求的被動反映稱為需求遵從。無論是供給主導還是需求遵從的觀點，都明確地指出金融發展水平和經濟增長率之間存在較強的正相關：隨著交易成本理論，信息不對稱理論和內生增長理論研究成果的引入，打破了新古典增長理論中技術進步是保持經濟增長的唯一影響因素的觀點，而把金融發展和技術進步聯系起來；同時也對金融系統的基本功能在對經濟發展的路徑分析中重新界定，并提出了獨特的觀點即通過資本積累和技術進步促進經濟增長（Levine，1997），金融市場通過增加專業化和技術創新促進經濟增長（Smith，1997）。以上研究表明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存在顯著正相關，即擁有發達金融系統的國家經濟增長也較快。筆者在貿易結構優化概述中已經得出技術進步和生產要素的高級化是改善一國對外貿易結構的關鍵，而這兩者在現代經濟中無不與資本量投入的多少相聯系。生產要素的高級化我們已經指出了是要需要大量長期的資金投入才可以獲得的，而技術與資本的關系在貿易結構優化中的關系可以用希克斯的技術進步理論中與資本的聯系獲得。希克斯將技術進步分為中性、勞動節約型和資本節約型三種。中性技術進步指的是勞動和資本的生產效率同比例增加，其后果是生產原有產量只需要較少的勞動和資本；勞動節約型技術進步指的是生產中的資本要素的生產效率的增加大于勞動的生產效率的增加，結果是達到原有的產量可使用較少單位的勞動和資本，但資本/勞動比例上升；資本節約型技術進步指的是勞動要素的生產效率的增加大于資本的生產效率的增加，導致生產原有產量現在只需要較少的勞動和資本，但此時勞動/資本比例上升。由此可以看出，在以生產要素投入比例來衡量貿易結構時，生產要素的投入比例在貿易結構優化過程中，資本投入量在生產中所起的作用是決定性的，尤以資本在生產過程中所發揮的效率對改變生產要素的投入比例以及貿易結構的高級進程是資本是否起作用的標準。因此，在金融發展中提高資本在貿易商品生產中的生產效率是替代貿易結構優化中有關金融各方面相關問題的一個核要議題。
我國的金融發展是立足于金融業在混業經營上的趨同，而金融業借助于混業經營的方式來發展，其本身就是追求在經濟增長中金融效率的提升。金融效率從區分上可以從金融的生產性效率和目的性效率來看，生產性效率簡單來看就是企業從金融發展中可以獲得得益于金融效率提高所帶來的收益，目的性效率則是指金融業因為效率的提升而促進了經濟的增長。而這些內在的關系為對外貿易在金融發展的推動下，如何借助于金融資本在企業生產中的運用來通過技術或者是生產要素高級化的實現來優化該國的貿易結構提供了方法。
我國金融的發展在促進貿易結構優化的過程中將通過以下途徑來實現：首先，借助于整體金融業經營方式的轉變，即可以在混業經營方式下多渠道地獲得風險資金從而解決中小企業的融資困境，為企業在生產轉型過程中提供金融支持；其次，金融發展中體現出的金融產品功能，可以幫企業以多樣化方式來應付對外貿易經營中的風險，規避全球經濟負面作用下的貿易風險，改善企業對外經營中的貿易環境，營造企業以技術運用為主體的貿易氣氛，為企業進行改良式的貿易運作奠定基礎；第三，可以合理和充分地利用金融發展帶來的機遇實現企業技術創新。無論是技術引進還是合資生產，都會對中國這樣一個成熟的貿易大國的相關產業產生激勵作用，并在此基礎上進行必要的技術創新，從另一方面來增加我國貿易商品的技術標準。而更為重要的是以此形成我國貿易發展的新格局，為長遠的貿易結構優化和貿易利益獲取建立起有生命力的貿易單元；第四，金融效率在金融發展中的提升不僅可以使得企業在生產中獲得放大性的效應，而且也為企業在產品生產過程中提高資本在生產要素中的比例，促使企業在擴大再生產中為了追求貿易利率而加大對資本的投入量，優化國家貿易結構創造基礎；最后，金融發展對貿易結構良性促進作用反過來又會降低金融系統的風險，尤其在開放的經濟和對外貿易中，兩者在發展的過程是相互促進的。正如我國多年來貿易成果同樣也為國家的匯率和金融安全提供了保障。
3結論
金融和對外貿易是一個國家經濟的兩個方面。對外貿易是積聚金融成果的方式，而金融是經濟發展和對外貿易的保障層面。我國對外貿易的競爭優勢要在金融發展的推動下不僅只能停留在低附加值產品和加工貿易上，還要在高速發展的高技術和高附加值產品上迎頭趕上。以我國的金融發展為契機，以技術進步和技術創新為目的，以金融效率提升為方式促進中國對外貿易的結構升級。同時也要注意到金融發展不利方面，金融發展過程中的風險同樣與資本一樣具有放大性和巨大的破壞性，要在兩者的互動過程中關注金融風險的擴散以及給對外貿易行業帶來的各種風險，積極地防御風險，提高風險防范意識，為貿易結構優化提供有利的保障。
參考文獻
1楊德權，梁艷.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國外研究綜述[J].財經問題研究，2005（3）
2彭磊.貿易結構優化三階段論及我國所處階段的實證檢驗[J].國際貿易探索，2004（3）
3楊貴賓，李燕妮.金融發展理論的最新演進動態[J].上海金融，2005（3）
貿易結構論文范文第4篇
垂直專業化是當前國際分工的一個重要形式。論文基于國際分工垂直專業化的視角，從兩個方面對中國與東亞地區的垂直專業化問題進行了分析：一是利用垂直專業化的評價指標（VS），對中國與東亞之間的垂直專業化程度進行了評價；二是利用零部件技術含量指標，分析了中國與東亞之間零部件貿易的結構。研究結果都表明，中國與東亞垂直專業化程度較高，并且垂直專業化多發生在資本技術密集的產業。中國通過承接東亞發達國家資本技術密集型產品中勞動密集型生產環節的轉移，參與到東亞乃至全球的垂直分工體系中，但中國在東亞垂直專業化分工中處于附加值較低的加工組裝環節。在此基礎上，論文利用出口產品附加值指數和出口結構高度化指數，進一步探討了東亞垂直專業化分工對中國貿易結構優化和貿易地位提升的作用：通過參與東亞地區的垂直專業化分工，中國資本、技術密集型產品的出口比重大幅度提高，機電產品在我國出口中占主導地位。但分析也表明，中國出口產品的附加值水平與發達國家還存在較大差距，中國出口結構中仍以附加值較低的產品為主，中國的貿易地位沒有得到根本改變。鑒于此，論文認為中國在參與全球垂直專業化分工時，應采取措施，避免被鎖定在垂直專業化分工鏈條的低端，積極向價鏈的高端攀升，以真正提升中國在國際分工中的地位。
關鍵詞：中國-東亞；垂直專業化；分工貿易結構；變遷
第1章導論
1.1研究背景
隨著經濟全球化與科學技術革命的發展，在20世紀最后的30余年時間里，國際貿易領域發生了許多突出的變化，其中最重要的變化之一即為出現了以垂直專業化為基礎的全球性的產品生產協作，即原來集中于一國或一地區的產品生產現在分散到了不同的國家，每個國家專業化于產品某特殊階段或零部件與組件的生產，從而使國際分工從產業間、產業內深入到了產品的內部，垂直專業化分工（VerticalSpecialization）已成為當前國際經濟中最熱門的話題之一。
這種新國際分工，不同的學者使用不同的術語來描述，除了垂直專業化分工外，還包括產品內分工（Intra-productSpecialization）、國際生產分割（InternationalFragmentationofProduction）、國際生產分散化（InternationalDisintegrationofProduction）、全球生產分享（GlobalProductionSharing）、國際外包（InternationalOutsourcing）、價值鏈切片（SlicinguptheValueChain）等等。盡管這些術語的定義可能略有區別，但其基本涵義是一致的。Hummels（2001）認為垂直專業化分工應包括三個方面內容：（1）最終產品的生產過程必須為連續數個階段；（2）兩個或兩個以上國家在商品生產過程中提供價值增值，每個國家專業化于一個以上的生產階段，但不是完成所有的生產階段不是專業化于整個商品的生產；（3）至少有一個國家必須在它的生產過程中使用進口投入品，產出的產品除了部分國內使用外，還必須有一部分用于出口。
20世紀80年代以來，東亞區域內的貿易往來越來越緊密，各國之間經濟發展水平明顯的梯次差異和東亞各國相互緊鄰的地理優勢，使東亞成為垂直專業化體現最為明顯的地區，東亞在世界貿易中的地位有了明顯提升。根據世界銀行發展研究組政策研究報告(Ng&Yeats,2003)的統計,從1975～2001年,東亞出口貿易在全球貿易中的比重從5.4%提高到18.7%。同一時期,歐盟(15)的出口比重從39.2%下降到34.3%,北美自由貿易區的出口比重幾乎保持不變,從18%略有上升達到19%。中國作為20世紀末最令人矚目的新興經濟體加入除中國外，本文研究中的東亞經濟體主要包括日本、韓國、臺灣、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泰國和菲律賓個國家。因為香港主要是轉口貿易，因此不包括香港。在東盟10國中（除新加坡），由于馬來西亞、泰國、印度尼西亞和菲律賓四國的貿易額占絕對地位，因此東盟10國（除新加坡）主要以這亞洲“四小虎”（即菲律賓、泰國、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來代表。到東亞垂直分工網絡中，使東亞的分工體系得到了進一步的深化，中國與東亞之間的貿易也取得了快速發展。2007年，中國與東亞地區的進出口貿易額接近7300億美元，占中國與世界總貿易額的35%，如果包括香港地區的話，中國與東亞的貿易總額占中國與世界對外貿易額的近40%，可以說東亞已成為中國第一大貿易伙伴地區。
以零部件為代表的中間品貿易是東亞垂直專業化分工的主要表現形式，東亞各國專門從事密集使用該國豐裕要素的工序的生產，由于產品生產各環節在價值鏈上呈垂直分布，最終形成“垂直專業化”。具體說來：日本主要專業化生產高技術、高附加值的零部件以及從事產品的研發設計；韓國、中國臺灣等專業化生產中等技術的零部件和部分高技術零部件；東南亞較為不發達的國家主要專業化生產資源性產品、第一產業產品；中國香港、新加坡等提供部分金融貿易服務；中國大陸和東盟4國（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菲律賓和泰國）主要專業化生產勞動密集型產品以及資本技術密集型產品中的勞動密集型工序——加工、組裝和包裝。中國較多地參與到了附加值最低的加工組裝環節，扮演著“世界工廠”的角色。
貿易結構論文范文第5篇
論文摘要：本文介紹了年我國對外貿易結構的形勢，并就對外貿易中貿易條件惡化、競爭力下降的原因進行分析，提出了對外貿易結構與增長方式的幾點理論思考。
2007年我國的進出口總值達17606.9億美元，同比增長23.8%。其中，出口9690.8億美元，增長27.2%；進口7916.1億美元，增長20%，順差1774.7億美元，增長74%。伴隨經濟全球化以及國內市場國際化,勞動密集型產業優勢正在逐漸喪失,以低成本、低價格取勝的競爭優勢不僅不能幫助企業贏得競爭優勢,還有可能成為提高競爭力的障礙。所以我們要在新的形勢下重新審視貿易增長過程中出現的問題，分析產生這些問題的原因，“對癥下藥”以期達到貿易增長方式轉變的目標。
1.目前我國對外貿易結構的現狀
(1)相對于貨物貿易，我國的服務貿易比較落后。據WTO統計，2007年，我國貨物貿易出口總額為7620億美元，占世界貨物貿易出口額的7.3%；而服務貿易出口額為810.2億美元，僅占世界服務貿易出口額的3.4%。同年，我國貨物貿易在世界上排名第三，服務貿易排序第八；另一方面，我國服務貿易總是逆差，2005年中國服務貿易逆差達97億美元，盡管2007年逆差額減少，仍為40.1億美元。
(2)出口產品結構仍不合理。目前，中國出口商品結構發生了根本變化，技術密集型、資本密集型產品比例提高，突出表現在機電產品、高新技術產品的出口出現了快速增長。但我們也要看到，高新技術產品出口還處于起步階段，與發達國家相比，高新技術產品在工業制成品中所占比重明顯偏低，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商品還遠未成為出口的主導產品，在技術含量較高的商品領域，我們仍然屬于凈進口國，我國對外貿易總體上仍然呈現依靠出口低附加值消費品換取資本品的格局。
(3)從貿易主體結構來看，外貿受制于外部因素。我國出口結構的優化與升級只體現在最終產品上，主要是生產環節上的勞動力成本優勢，而技術水平、研發能力、核心技術、產品品牌、營銷網絡還受制于外來的跨國公司。外商投資企業主導機電產品的出口格局。2007年，外商投資企業的機電產品出口占我國全部機電產品出口總額的73.7%。2007年機電產品出口中一般貿易額723.1億美元，外商占57.6%；加工貿易出口2398.9億美元，外資企業占86.6%，主導了加工貿易中的機電產品出口。
2.對外貿易結構現狀的原因分析
(1)出口導向型外貿政策沒有適時調整，在亞洲“四小龍”成功運用“出口導向”政策實現經濟的巨大飛躍后，我國也采用這種外貿政策。不可否認，當時出口導向型政策對經濟增長起到巨大的推動作用。但是隨著我國出口額的大幅增長，這個政策的弊端也逐漸顯現，“以量取勝，相互降價”是擴大出口的主要手段，出口秩序混亂等種種弊病暴露出來就不足為奇了。
(2)“比較優勢說”沒有動態運用由于勞動力成本低廉，勞動密集型產品是我國出口的主要產品。盡管目前機電產品和高科技產品在出口中已占相當大的比重，然而我國只是承擔了組裝、裝配的角色，這部分附加值低，其實質仍然是廉價的勞動力、土地、較低的污染排放成本等因素推動出口的增長。
(3)沒有及時調整引進外資政策，目前，外資已逐漸從合作、合資轉化為獨資、控股等方式，2007年，外商獨資在實際使用外資金額中所占比例為67.33%，大大超過中外合資的22.90%，況且相當一部分外資企業只是將生產環節放在中國。在這種形勢下，技術的溢出效應就要減弱，企業的管理水平得不到顯著提高，“以市場換技術”的目標不能實現。3.從對外貿易結構與增長方式角度提出貿易發展的對策
(1)轉變發展觀念，加快結構調整轉型步伐。以“共贏”的理念營造良好的外貿經營環境。要營造一個良好的外部發展環境，需從單一考慮本國利益轉變為樹立一種“共贏”的觀念。要充分認識到，通過技術引進可縮短與發達經濟體的差距；通過進口可實現資源在全球范圍內的優化配置，推進國內產業結構調整，促進出口結構調整；通過進口可為出口打開更廣闊的通道，創造更好的出口環境。在重視出口發展的同時，也要關注進口，優化進口結構，以實現出口的協調、可持續發展。貿易額不能再成為發展的唯一目標取向，提高產品競爭力，降低對資源的消耗，提高出口效益，應成為發展中更關注的方面。
(2)向知識密集與研發領域進行政策傾斜，集聚并提升知識產權優勢，發展知識產權戰略。比較優勢的局限就是“比較優勢陷阱”和二元經濟結構下的“貧困化增長”；競爭優勢涵蓋著國家、產業從高到低的多層次內容，要求極高，我們一時很難滿足邁克爾.波特所提出的全部要素(四種新要素和兩種輔助要素)的要求，而只是產權優勢則可以以相對較小的局部性投入，獲得局部的、趕超型的、戰略性的優勢。
(3)優化貿易結構，完善貿易方式。首先，提升出口商品結構，增加服務貿易出口。提升出口商品結構就是要鼓勵那些附加值比較大，科技含量較高的商品多出口，限制出口大量耗費能源、資源的商品。逐漸轉變競爭手段，從“以價格取勝”轉變到“以質量取勝”；要提高銀行、金融、保險、電信、運輸等行業的服務水平和管理水平，鼓勵其“走出去”。其次，提升加工貿易產品結構。2007年加工貿易在出口中的比重達53%，其在推動我國企業的技術創新，提高企業管理水平和增加就業方面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參考文獻：
[1]霍建國.中國外貿與國家競爭優勢.北京：中國商務出版社，2004，2
貿易結構論文范文第6篇
一、中國高等服務要素稟賦狀況
根據世界經濟論壇2002年11月12日的全球競爭力報告顯示，中國2002-2003年的微觀經濟競爭力在80個國家中排名為38，比2001年上升了5位。據專家分析這主要是因為中國的制度環境有所改善。然而影響國際競爭力的重要子指標國家技術水平的排名，中國從第53位下降到第63位，主要因為中國在人均專利數量、人均的信息技術投資、公司購買技術專利等方面與發達國家有較大的差距，并落后于發展中的印度和巴西。這是一個不好的信號。從發展前景看，一國服務貿易能否構建國家競爭優勢，關鍵取決于它是否擁有充裕的高等要素及其優越的要素生成機制。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電訊網絡、高科技人才、高校研究機構和領先學科等高等要素的供給水平大幅度提高，但競爭力還較弱，如1998年中國每千人擁有電話主線70條（注：世界銀行.2000年世界發展數據手冊[I].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0:66.），僅相當于高收入國家平均水平（567條）的12%，全世界平均水平（146條）的48%；另外中國每百萬人從事研究與開發的科學家與工程師只有高收入國家的14%，發表于科技刊物的論文只有全世界的1.4%，高技術出口只有全世界的2.8%（詳見表1）。
表1中國部分高等要素供給狀況的國際比較
附圖
資料來源：根據《2000年世界發展指標》（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為世界銀行出版）數據整理。
另外，從表2可見，中國教育投入及接受教育機會的狀況雖改革開放后有很大進步，但與高收入國家以及世界平均水平都相差很遠。1997年用于教育的公共支出占GNP的百分比比高收入國家、世界平均水平分別低3.1、2.5個百分點；高等教育占相應年齡組的百分比比高收入國家、世界平均水平分別低53、13個百分點；用于每個大學生的支出占人均GNP的比重比高收入國家高出28.7個百分點，但由于中國人均GNP較低，所以其實際支出水平也是不高的；研究與開發經費僅占GNP的0.66%，更是低得驚人。可見，中國是一個高等要素比較貧乏的國家。
表2中國教育水平的國際比較
附圖
資源來源：同表1。
二、中國服務貿易進出口結構與競爭力實證性國際比較分析
2000年中國在全球服務貿易中的排名由20世紀90年代初的20多名上升到第14名（世界銀行，2001），取得了很大進步。盡管如此，中國國際服務貿易的國際競爭力仍然很弱，國家競爭優勢不強。主要體現在以下方面：
1.進出口結構尚待優化與升級
國際服務貿易中形成的出口結構是國際競爭力的直接表現。世界工業化國家和地區是服務出口的主要國家，他們都在致力于改善國際服務貿易結構，主要表現為提高知識技術密集型服務的比重。根據表3計算：1998年低收入、中等收入、高收入國家的商業出口占全世界商業出口的平均比重分別為4%、16%、80%，可見，高收入國家在國際服務貿易中幾乎一統天下。1998年中國商業出口占全世界商業出口的比重僅為1.8%，甚至低于1980年低收入國家的平均水平。另外，從表中還可看到，收入不同的國家整體呈現出運輸百分比不斷下降，旅游特別是其他類百分比迅速增長的結構調整趨勢。而在這一整體趨勢下，收入不同國家的出口結構又是大相徑庭的，低、中收入國家其他類知識技術密集型服務的比重偏低，而高收入國家的這一比重較高。中國作為低收入國家，國際服務貿易出口中旅游超過了一半的比重，知識技術密集型服務的比重偏低，這種過分依賴自然稟賦的出口結構是相當脆弱和低級的，必須努力進行優化、升級，不斷提高知識技術密集型服務的比重。
表3中國國際服務貿易出口結構的國際比較
附圖
資源來源：同表1。
以上分析的是出口結構，下面我們再考察進口結構。根據表4計算：1998年低收入、中等收入、高收入國家的商業進口占全世界商業進口的平均比重分別為6.6%、22.8%、70.6%，1998年這一指標分別為6.4%、16.8%、76.8%。結合表3數據，說明低、中收入國家的服務貿易總體處于逆差地位，而高收入國家的服務貿易長期處于順差地位。1998年中國商業進口占全世界商業進口的比重為2.2%，比出口高出0.4個百分點。從表中還可看出，低、中收入國家的運輸進口百分比遠遠超過高收入國家，而旅游與其他類服務進口百分比相對較低。中國服務貿易進口結構從目前看還比較均衡，但隨著中國加入WTO，服務貿易將逐步自由化，國際物流、金融、保險、計算機等服務的進口將大規模增加，原有結構將被打破，如不及時予以調整，整個服務貿易國際收支將會失衡。
表4中國國際服務貿易進口結構的國際比較
附圖
資源來源：同表1。
2.國際市場占有率有待提高
國際市場占有率是衡量國家競爭優勢的重要指標，它等于一國一種產品或服務的出口額與該產品或服務世界出口總額之比。根據世界銀行及《中國統計年鑒》的相關數據計算，1990年中國服務貿易國際市場占有率約為0.73%，1998年上升到1.8%，這樣的國際市場占有率是與中國整體的貿易地位不相稱的。即使我們自以為不錯的國際旅游業國際市場占有率也并不高，盡管自1980年以來該產業發展十分迅速，國際旅游收入由1980年的617百萬美元增加到1998年的12,602百萬美元，增加了19倍多；國際旅游收入占整個外貿出口的百分比也提高了2.5個百分點。然而直到1998年中國國際旅游業的國際市場占有率也才2.8%，而其他知識技術密集型服務的國際份額更是微乎其微。
三、優化中國國際服務貿易結構、提高國際競爭力的思路與建議
1.加速健全高等要素的生成機制，努力提高高等要素供給能力
我們應把競爭策略建筑在高等要素的優勢上，從而為中國國際服務貿易構建國家競爭優勢打下基礎。中國目前缺乏一種科學、合理的高等要素的生成機制，高科技人才、高校研究機構和領先學科等要素的培育與發展，存在盲目擴張、急于求成的誤區，對高等要素質量的檢測與監督機制也不健全。作為一種全球趨勢，國際服務貿易對擴大社會就業、增加收入成效顯著。從短期來看，加入WTO與國內社會經濟利益存在一些沖突，譬如社會就業問題。因此，加速健全高等要素的生成機制，努力提高高等要素供給能力，促進國際服務貿易的長足進展，對于中國社會經濟的持續、健康發展至關重要。中國經濟規模和綜合國力日益提高，政府完全有能力也必須全力以赴地增加教育、科研投入，尤其是對高新技術項目的投入。同時還應建立和完善相互配套的科研評估與檢測機制，提高開發、研究質量，保證優秀成果盡快轉化為現實生產力。
2.充分發揮政府的孵化、激勵作用，審慎建立國際服務貿易產業救濟和保護機制
政府對構建國家競爭優勢的作用除了體現在對科技進步的孵化上，還體現在對企業創造力的激勵上。國際服務貿易最發達的美國，其政府為了鼓勵服務出口，長期以來給予服務企業很多優惠，同時非常重視技術研究、開發與教育。服務貿易在國際競爭中的地位日益突出，中國政府要加大對國際服務貿易企業尤其是知識技術密集型服務企業的政策傾斜與扶持力度，完善財政、信貸等優惠措施，輔之以積極的產業政策，努力提高中國國際服務貿易的整體國際競爭力。
另外，中國作為WTO成員已經承諾盡快實現相關服務貿易自由化，但目前中國在現代物流、金融、保險、計算機數據服務等知識技術密集型服務貿易方面勢單力薄，很難與外商抗衡，這對國內相關服務企業將造成直接沖擊。這種沖擊到底有多大，目前是較難預測的，不過，我們應該盡量多考慮困難，加快建立起國際服務貿易產業救濟和保護機制，做到有備無患。當務之急，中國政府要加快制定相關法律，同時要深入研究并合理運用WTO的“保障措施協議”以及發展中國家的特殊待遇條款，多方尋求法律、法規的支持，有理、有利、有節地保護中國弱勢服務行業。
3.穩步進行消費需求結構升級，提高服務消費比重
在信息社會，消費需求的導向效應更加強烈。發達國家和地區的居民對一般商品消費的比重往往較低，而對高檔商品及商業服務的消費比重較高。隨著人均國民收入的大幅提高，盡管中國居民消費的恩格爾系數已降至50%以下，但中國居民對商業服務的消費需求還不是十分強勁，服務消費的比重偏低。任何國家產業競爭優勢的構建往往都以合理、高級的國內社會消費需求結構為基礎，如果一個國家的居民消費是以商品消費為主，服務消費比重過低，或服務消費的層次過低，那么該國的服務貿易根本就不可能形成國家競爭優勢。當今世界服務貿易強國的服務產業一般是首先在其國內形成競爭優勢，然后才逐步走向世界的。因此，入世后中國企業和政府應依托巨大的市場需求，努力引導居民優化消費需求結構，提高服務消費的比重，為中國服務貿易國家競爭優勢的構建創造良好的市場環境。
【參考文獻】
[1]Porter,MichaelE.TheCompetitiveAdvantageofNation[M].NewYork:FreePress,1991.
[2]克里斯丁.格朗魯斯.服務企業的國際化戰略[J].南開管理評論，2001,(6).
[3]世界銀行.2000年世界發展指標[R].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0.
[4]史清琪，趙經徹.中國產業發展報告(2000)[R].北京：中國輕工業出版社，2001.
貿易結構論文范文第7篇
【摘要題】他山之石
【英文摘要】From1990sof20century,thereexistgreatdifferencesbetweenJapanandother
easternAsiacountriesintheeconomicgrowth.FoursmalldragonsandASEANcountries
getridoftheimpactoffinancialcrisisquickly.Chinakeepthehighlevelofeconomic
growthbeginfromthetakingofreformandopenpolicy.Underthesebackgrounds,J
apaneseofficialreportsdeclaredthattheflyinggeesemodelineasternAsiawasover.
Isthedeclarationshowthefinishingofflyinggeesemodel?AftercomparingthemainexportcommoditiesamongJapanandothereasternAsia
countriesandthebiggapineconomyandscienceandtechnologyexistbetween
JapanandChina.Wemakeaconclusionthatflyingmodelwillstillplayrolesin
thefuture.However,thefutureofthemodeldependsontheeconomicprosperand
the
adjustmentsofJapan''''s
foreigntradestructure.
【關鍵詞】日本/貿易結構/雁行模式
Japan/foreigntradestructure/flyingmodel
【正文】
中圖分類號：F73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2-3291(2003)02-0119-05
20世紀90年代以來，日本和中國以及部分東亞國家的經濟發展態勢形成了鮮明的對照。自1991年以來，日本經濟陷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最長的停滯期，大部分年份的經濟增長率為負值，經濟結構調整步履艱難，通貨緊縮未見好轉，失業率屢創新高。韓國和新加坡等國家較快地從金融危機的陰影中擺脫出來，經濟發展態勢依然良好。中國則保持了自改革開放以來的高增長態勢，年經濟增長率均在7%以上，經濟結構穩步調整。在此情況下，2001年5月，日本經濟產業省在該年度《通商白皮書》中明確指出，以日本為領頭雁的東亞經濟“雁行形態發展”時代業已結束，代之而起的是“以東亞為舞臺的大競爭時代”。那么，日本官方的這一表態是否表明東亞經濟增長的雁行模式真的終結了呢？對于處在這一爭論漩渦中的中國來說，如何回答這一問題對于今后外貿政策和引資政策的改革意義重大。本文認為，東亞雁行模式的現狀與前景都與日本對外貿易結構的調整之間存在著密切的關系，雁行模式對現時的式微是近20年來日本對外貿易結構調整滯緩的結果，而雁行模式的前景則取決于日本能否加快對外貿易結構的調整。
一、懼怕產業空心化：日本對外貿易和投資結構調整緩慢的主要原因
眾所周知，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日元升值時日本國內曾掀起過一次是否向國外轉移制造業的爭論，結果，由于擔心日本企業向中國轉移生產會導致國內產業“空心化”，日本選擇了保守的做法，結果延誤了國內經濟結構調整的時機，由于國內投資仍然偏重于制造業而對高新技術的投資不足，使日本在保持現有優勢和發展高新技術產業上陷入顧此失彼的境地，而且在發展高新技術上缺乏重點，在信息產業的競爭中敗給了美國。在對外貿易和投資中則自動切斷了與雁陣之間的鏈條，使雁行模式成了無源之水。日本本身也并沒有從其保守行為中得到多大的好處，經濟陷入了長期停滯，貿易和投資結構調整滯緩而導致的國內經濟結構調整滯緩是經濟停滯的重要原因。在日本之前的美國也同樣面臨過產業空心化問題，美國也曾有學者抱怨80年代美國經濟增長緩慢的原因在于產業空心化，但90年代美國信息產業的異軍突起說明：舊的不去，新的不來。如果企業投資沒有集中到新產業和新產品上，比較優勢也不會轉移到新產業上。
二、日本外貿結構調整緩慢：雁行模式衰落的根本原因
雁行模式理論是由日本經濟學家赤松要于1932年首次提出的。通過對日本棉紡織業發展軌跡的研究，赤松要認為日本從19世紀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開始，棉紡織業從大量進口到國內生產到大量出口之間存在著明顯的依存關系，用圖形表示如三只飛翔的大雁，故命名為“雁行模式”。后來，一些經濟學家將這一理論應用于解釋20世紀后半期東亞地區各國經濟順次起飛的態勢，即日本——“四小龍”——東盟和中國東南沿海地區依次實現經濟追趕的區域分工和貿易模式。領頭雁日本依次把本國處于成熟期的產業如紡織、鋼鐵、化工、機械、造船、家電等產業通過貿易、技術轉讓和投資依次傳遞給“四小龍”和東盟國家及中國東南沿海地區，使這些地區的上述產業迅速成長和發展并形成了大量出口的能力。雁行模式對東亞地區的經濟起飛起到了獨特的作用。
然而，80年代后半期開始，由于懼怕產業空心化，日本對外貿易和投資結構的調整大大放慢了，日本不愿意再充當雁首是現時雁行模式作用不明顯的主要原因。從80年代末期到整個90年代，日本對外貿易和投資的首要伙伴是北美，其次是歐洲地區，亞洲居后。一方面，由于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對高技術產品的出口有嚴格的限制且美國進行了監督，日本對東亞國家和地區出口產品結構甚至不及歐美國家；另一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經濟趕超的經驗使日本深知技術對經濟發展的重要意義，由于視中國為潛在競爭對手，日本有關部門將高新尖技術當作不傳之秘，在審批投資項目時總是以技術水平領先20年為標準來拉開日本和中國之間的技術差距。在整個90年代，亞洲吸收的日本投資僅占該時期日本對外投資的19%。其中，日本對中國的直接投資于1995年以44.8億美元到達頂點后開始下滑，1999年減少到只有7.5億美元，對中國直接投資在其海外直接投資中所占份額從8.7%減少到1.1%。分產業來看，日本轉移到亞洲地區的制造業占其全部制造業投資的31.9%，非制造業投資僅占全部非制造業投資的12%，比重低于除大洋洲之外所有地區。因此，亞洲是日本轉移制造業的重要目的地之一，但是在非制造業，特別是服務業的轉移中處于非常次要的地位。此外，在日本的制造業轉移過程中，傳統的勞動密集型和資源消耗型產業，如紡織、纖維、金屬、家電等產業主要集中在亞洲地區；而資本密集型產業，如機械、電氣設備、運輸設備等則分散在北美和歐洲地區。其中，在對中國的投資中，90年代日本企業在制造業的集中程度比80年代更加嚴重：1987年以前，65%的子公司集中在制造業，90年代則上升到了85%，而且為了防止技術外溢，日方經理人員所占比例也是外商投資企業中最高的。很明顯，日本向包括中國在內的東亞國家投資的類型主要屬于成本節約型，這種投資的顯著特點就是不具有技術優勢，存在相當大的技術級差，日本在技術轉讓方面一直持謹慎和保守的態度，具有明顯的防御性。
三、差距依然巨大：東亞國家尚未完成追趕任務
（一）東亞國家的出口產業結構與日本相比存在相當的差距
判斷雁行模式未來發展的主要依據，應該是看東亞各國和地區之間產業結構的梯度與銜接情況，具體來說就是東亞各國和地區出口主導產業的變動趨勢。因為出口主導產業的變動趨勢反映了一國各類產業現時的比較優勢和未來主導產業的發展方向。本文擬根據聯合國貿易與發展會議的統計資料，選取日本、“四小龍”和“四小虎”從80年代初期到1997年危機以前的出口商品的構成，來說明東亞各國和地區產業結構的調整趨勢。
在80年代初期，日本主要出口商品依次為：車輛、錄音設備、普通機械、通訊設備及零部件、電力機械、船舶、測量控制工具、鋼板、辦公設備零部件等。到90年代中期，錄音設備、普通機械、測量控制工具退出主要出口品行列，半導體元器件、汽車零部件、自動化數據處理設備、內燃機車引擎等成為主要出口品。因此，盡管日本90年代后的經濟并不景氣，但出口商品結構仍然有所改善。
稍加注意可知，“四小龍”在80年代初期的主要出口品有一定的共性，總的來看，非毛皮類服裝和鞋類（新加坡例外）、紡織品、通訊設備及零部件、電力機械、普通機械、辦公設備零部件、玩具及運動制品等占有較大的出口份額，與日本重疊的有4項。另外，韓國的鮮魚、粗鋼和鋼板，臺灣地區的塑料制品、家具和收音機，新加坡的石油制品、橡膠、煤及原油，香港地區的鐘表和家用電器出口也占有重要地位。90年代中期，“四小龍”出口商品結構的共性加強，半導體元器件、服裝和紡織品、自動化數據處理設備、辦公設備零部件、家用電器、通訊設備及零部件占據了較大的出口份額，與日本重疊的有5項。另外，韓國的汽車、聚合類化工產品、鋼板和鞋類，臺灣地區的玩具及運動制品、塑料制品和自行車，香港地區的鐘表和內衣，新加坡的石油制品、收音機和錄音設備仍占據比較重要的地位。“四小龍”出口產品的變動說明他們與日本出口商品結構的相似性增強，但“四龍小”出口增長最快的產品正是1997年金融危機后受影響最大的產品。而作為工業社會標志的汽車工業，除了韓國的水平有所提高外，在其他三個地區并沒有成為支柱產業和主要出口產品，日本在汽車零部件尤其是關鍵的引擎方面的比較優勢不斷增強。這不僅說明東亞國家原來在信息工業上取得的比較優勢是低層次的，而且在制造業上仍然需要更大的發展，因為信息工業的發展是以高水平的制造業為基礎的。所以，“四小龍”和日本在經濟發展結構上仍然存在相當大的差距，日本因為懼怕產業空心化而延緩向“四小龍”轉讓技術限制了這些國家和地區產業結構的提升和出口產業結構的優化，也延緩了日本自己提升產業結構的時間，因為有限的資源不可能同時維護大而全的制造業和高技術產業。
與“四小龍”相比，部分東盟國家80年代初期出口商品構成中仍以初級產品和自然資源產品為主，如橡膠、木材及其制品、錫和其他有色金屬、電力機械開關、鮮魚及其制品等。另外，泰國的大米、蔬菜、糖和蜜、非毛皮類服裝、玉米、珠寶，馬來西亞的原油及其制品、非毛皮類服裝、通訊設備及零部件，印度尼西亞的原油及其制品、煤氣、咖啡的出口也非常重要。90年代中期，大部分東盟國家在半導體元器件、辦公設備零部件、通訊設備及零部件、家用電器、紡織品和服裝方面的出口猛增，但是，自然資源產品的出口依然很重要，如橡膠、石油及其制品、貝類、加工木材和膠合板，還有泰國的大米、魚制品、鞋，馬來西亞的固體植物油，印度尼西亞的煤氣、有色金屬礦產品等。總的來看，絕大多數東盟國家的出口商品結構與“四小龍”相比還存在著相當大的差距，產業發展的梯度仍然存在，繼續從“四小龍”和日本獲得生產設備和技術仍然非常重要。
所以，無論是“四小龍”還是東盟國家，其中的任何單個國家和地區不僅在經濟總量上與日本存在著差距，而且在最關鍵的產業結構上也沒有和日本處在同一層次上。
（二）中國與日本在經濟和科技方面的差距依然巨大
至于被有些學者看好的能在未來縮小和日本差距的中國，在2020年之前還沒有超過日本的實力。本來，包括日本在內的西方發達國家就在叫嚷無中生有的中國，在實力相差甚遠的情況下，中國應該客觀地評價自己的經濟和科技發展水平，不能在日本官方的表態下喪失自己的立場。
首先，從經濟總量來看，日本在未來最少20年內仍將是亞洲第一經濟大國。
2000年日本實際GDP為4.9萬億美元，人均3.76萬美元。同年中國的GDP接近1萬億美元，還不到日本的四分之一，人均GDP僅為不到850美元，約相當于日本的四十四分之一，排在世界第140位。如果在未來的時間，日本經濟原地不動而中國保持年均7%的增長，則23年以后中國的經濟總量才能追上日本，但是由于在2020年前后中國將達到人口高峰，人均GDP追上日本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同時，現在日本的生產技術和設備、勞動力素質、企業跨國經營與生產要素全球整合等方面的能力，都是中國無法比擬的。中國經濟增長雖快，但主要靠生產要素的投入即外延式的增長方式為主，是一個依靠吸引外國資本與技術的加工出口生產基地，現在正在大力發展的裝備制造業非常缺乏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的產品。因此，短期內中國在東亞地區經濟發展中還不具備發揮主導作用的能力。
其次，從維系雁行模式的最重要的指標——科技實力來看，日本的優勢依然明顯。
日本雖然在計算機軟件行業的競爭中敗給了美國，但在信息產業的其他方面如計算機硬件、集成電路、半導體工業中仍然具有同美國競爭的實力。同時，日本在制造業的核心技術、機器人工業和某些生物技術方面的實力甚至要高于美國。包括韓國、中國在內的東亞國家短期內還無法在高科技領域同日本一較長短。更重要的是，日本科技發展的后勁即使和美國相比也并不遜色，在東亞地區更是首屈一指，見下表。
中、日、韓三國科技活動指標的比較：
指標單位中國（1998年）韓國（1998年）日本（1998年）
研究與開發經
費總值占GDP億美元67811396
的比重%0.692.523.26
每一萬人中的
研究人員數量人數3.919.949.8（1997年）
單位研究人員
的經費千美元13.787.6195.5（1997年）
批準專利數量千件3.524.6147.7
技術出口百萬美元66871417924
技術進口百萬美元1637525283720
科技論文總數千件46.221.5124.6
資料來源：國務院發展中心世界發展研究所編：《世界發展狀況》(2001)，時事出版社2001,5。
中國雖然在一些重要的前沿科學技術方面居世界先進水平，但就總體而言，與日本相比仍有不少差距。教育科技投入的人均量仍很低，研究與開發支出位居世界第40位。教育經費占國民生產總值的2.3%，不僅低于日本的4.9%，甚至低于許多發展中國家。1999年以來，中國加快了建立世界裝備制造業基地的步伐，但在實際上，中國發展裝備制造業仍面臨很多困難，其中最關鍵的就是多數制造業產品的核心芯片、核心制造技術仍由日本和其他發達投資國控制著。從產業分工上講，日本和其他發達國家仍處于最高層次，那些高技術、高檔次、高附加值并能帶來豐厚利潤的產品或工序，仍然出自日本和其他發達國家。
最后，中日兩國對東亞國家的經濟影響力也存在著巨大的差異。
判斷一國對其他國家的經濟影響力，主要應該看后者對前者的貿易、投資和貨幣依賴程度。在東亞國家中，日本在貿易、投資和貨幣方面的影響力顯然比中國要大得多。
從對外貿易上看，“四小龍”和東盟國家對日本出口占各自國家和地區出口總額的比重平均為20%左右，而中國在“四小龍”和東盟國家的貿易伙伴排名中要遠遠落后于日本，主要是中國出口產品結構與“四小龍”和東盟國家具有較大的趨同性，而需要進口的商品又是上述國家和地區無法提供的。從對外投資上看，日本是一個資本凈輸出國，1990年對外投資總額為505億美元，2000年為329億美元，累計對外投資總額居世界前列，是東亞國家的重要投資國。中國目前還是一個資本凈輸入國，2001年，中國實際利用外資達到5684億美元，外商直接投資為3935億美元，自1993年起居發展中國家首位。但是，中國資本剛剛開始走向世界，規模有限，絕大多數年份的對外直接投資不到10億美元，累計對外投資量僅相當于引資量的5%，對外投資企業的境外營業額年均不到100億美元，在有限的對外投資中，投入東亞國家的資本所占的比例很低。日元是可自由兌換貨幣，也是國際貿易和國際投資中的主要計價和結算貨幣之一，人民幣可自由兌換還需要一段時間，影響力有限。因此，中國對東亞國家的經濟影響力與日本相比存在相當大的差距。
四、柳暗花明：雁行模式不會終結
20世紀90年代初日本基本完成追趕任務以后，由于沒有及時進行制度改革和經濟結構調整而陷入長期經濟蕭條，但不能就此認為日本已無力再充當東亞的領頭雁。從實力分析，日本在累計投資、專利申請和批準數量、科技文獻、企業家精神、獻身精神以及大學生占總人口的比重來看，日本仍具有而且能夠保持競爭力。日本仍是亞洲第一經濟、科技和投資大國，仍有能力在未來的至少20年內充當雁首，關鍵是看日本愿不愿意和怎么做。因此，東亞雁行模式的未來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日本的經濟結構改革和對外貿易結構調整。一旦日本經濟從低迷中走出來，經濟結構調整的效應顯現出來的時候，雁行模式
又會重新發揮作用，成熟產業向東亞鄰國轉移勢在必行。但是，作為東亞后起的國家，尤其是作為正處于工業化初期的中國，應該從日本這次的經濟蕭條中吸取經驗和教訓，在經濟不斷發展的同時漸進地進行體制改革，在發展新興產業時要有前瞻性，在引進技術的同時培養技術上獨立自主的能力，不能消極被動地依靠雁行模式的傳遞效應，經濟和技術發展的源泉自主化、多元化應該是努力的方向。
收稿日期：2002-11-20
【參考文獻】
[1]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世界發展研究所編.世界發展狀況(2001)[M].北京：時事出版社，2001.
[2]魏燕慎.“雁行模式”式微多元分工格局初現[J].當代亞太，2002(6,7).
[3]袁鋒.當前形勢下的中日關系[J].復印報刊資料外貿經濟、國際貿易，2002(8).
[4]劉昌黎.日本對外直接投資的衰退及其前景展望[J].當代亞太，2002(6).
[5]［美］邁克爾·波特等著.日本還有競爭嗎？[M].北京：中信出版社，2001.
【原文出處】遼寧大學學報：哲社版
【原刊地名】沈陽
【原刊期號】200302
【原刊頁號】119～123
【分類號】F52
【分類名】外貿經濟、國際貿易
【復印期號】200305
【標題】日本對外貿易結構的調整與雁行模式的前景
【英文標題】AdjustmentsofJapan''''sForeignTradeStructureandtheFutureofFlyingGeese
Model
LIUXiang-li,CHEWei-han
(CollegeofInternationalEconomics,LiaoningUniversity,Shenyang110036,China)
【作者】劉向麗/車
【作者簡介】劉向麗(1971-)，女，遼寧本溪人，遼寧大學國際經濟學院講師，博士研究生。遼寧大學國際經濟學院，遼寧沈陽110036
車(1954-)，男，遼寧沈陽人，上海財經大學國際工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遼寧大學國際經濟學院，遼寧沈陽110036
【內容提要】20世紀90年代以來，日本和其他東亞國家的經濟發展態勢形成了鮮明的對照。日本經濟陷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最長的停滯期，“四小龍”和東盟國家則較快地擺脫了金融危機的影響，中國也保持了自改革開放以來的高增長態勢。在此背景下，日本官方指出，以日本為領頭雁的東亞雁行模式業已結束。那么，日本官方的這一表態是否表明雁行模式真的終結了呢？本文對比了日本與“四小龍”和部分東盟國家出口主導產品的差異，闡明了日本和中國在經濟和科技領域的巨大差距之后，說明雁行模式仍有存在的必要，關鍵取決于日本經濟的恢復和對外貿易結構的調整。
【摘要題】他山之石
【英文摘要】From1990sof20century,thereexistgreatdifferencesbetweenJapanandother
easternAsiacountriesintheeconomicgrowth.FoursmalldragonsandASEANcountries
getridoftheimpactoffinancialcrisisquickly.Chinakeepthehighlevelofeconomic
growthbeginfromthetakingofreformandopenpolicy.Underthesebackgrounds,
JapaneseofficialreportsdeclaredthattheflyinggeesemodelineasternAsiawas
over.Isthedeclarationshowthefinishingofflyinggeesemodel?AftercomparingthemainexportcommoditiesamongJapanandothereasternAsia
countriesandthebiggapineconomyandscienceandtechnologyexistbetween
JapanandChina.Wemakeaconclusionthatflyingmodelwillstillplayrolesinthe
future.However,thefutureofthemodeldependsontheeconomicprosperandthe
adjustmentsofJapan''''sforeigntradestructure.
【關鍵詞】日本/貿易結構/雁行模式
Japan/foreigntradestructure/flyingmodel
【正文】
中圖分類號：F73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2-3291(2003)02-0119-05
20世紀90年代以來，日本和中國以及部分東亞國家的經濟發展態勢形成了鮮明的對照。自1991年以來，日本經濟陷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最長的停滯期，大部分年份的經濟增長率為負值，經濟結構調整步履艱難，通貨緊縮未見好轉，失業率屢創新高。韓國和新加坡等國家較快地從金融危機的陰影中擺脫出來，經濟發展態勢依然良好。中國則保持了自改革開放以來的高增長態勢，年經濟增長率均在7%以上，經濟結構穩步調整。在此情況下，2001年5月，日本經濟產業省在該年度《通商白皮書》中明確指出，以日本為領頭雁的東亞經濟“雁行形態發展”時代業已結束，代之而起的是“以東亞為舞臺的大競爭時代”。那么，日本官方的這一表態是否表明東亞經濟增長的雁行模式真的終結了呢？對于處在這一爭論漩渦中的中國來說，如何回答這一問題對于今后外貿政策和引資政策的改革意義重大。本文認為，東亞雁行模式的現狀與前景都與日本對外貿易結構的調整之間存在著密切的關系，雁行模式對現時的式微是近20年來日本對外貿易結構調整滯緩的結果，而雁行模式的前景則取決于日本能否加快對外貿易結構的調整。
一、懼怕產業空心化：日本對外貿易和投資結構調整緩慢的主要原因
眾所周知，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日元升值時日本國內曾掀起過一次是否向國外轉移制造業的爭論，結果，由于擔心日本企業向中國轉移生產會導致國內產業“空心化”，日本選擇了保守的做法，結果延誤了國內經濟結構調整的時機，由于國內投資仍然偏重于制造業而對高新技術的投資不足，使日本在保持現有優勢和發展高新技術產業上陷入顧此失彼的境地，而且在發展高新技術上缺乏重點，在信息產業的競爭中敗給了美國。在對外貿易和投資中則自動切斷了與雁陣之間的鏈條，使雁行模式成了無源之水。日本本身也并沒有從其保守行為中得到多大的好處，經濟陷入了長期停滯，貿易和投資結構調整滯緩而導致的國內經濟結構調整滯緩是經濟停滯的重要原因。在日本之前的美國也同樣面臨過產業空心化問題，美國也曾有學者抱怨80年代美國經濟增長緩慢的原因在于產業空心化，但90年代美國信息產業的異軍突起說明：舊的不去，新的不來。如果企業投資沒有集中到新產業和新產品上，比較優勢也不會轉移到新產業上。
二、日本外貿結構調整緩慢：雁行模式衰落的根本原因
雁行模式理論是由日本經濟學家赤松要于1932年首次提出的。通過對日本棉紡織業發展軌跡的研究，赤松要認為日本從19世紀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開始，棉紡織業從大量進口到國內生產到大量出口之間存在著明顯的依存關系，用圖形表示如三只飛翔的大雁，故命名為“雁行模式”。后來，一些經濟學家將這一理論應用于解釋20世紀后半期東亞地區各國經濟順次起飛的態勢，即日本——“四小龍”——東盟和中國東南沿海地區依次實現經濟追趕的區域分工和貿易模式。領頭雁日本依次把本國處于成熟期的產業如紡織、鋼鐵、化工、機械、造船、家電等產業通過貿易、技術轉讓和投資依次傳遞給“四小龍”和東盟國家及中國東南沿海地區，使這些地區的上述產業迅速成長和發展并形成了大量出口的能力。雁行模式對東亞地區的經濟起飛起到了獨特的作用。
然而，80年代后半期開始，由于懼怕產業空心化，日本對外貿易和投資結構的調整大大放慢了，日本不愿意再充當雁首是現時雁行模式作用不明顯的主要原因。從80年代末期到整個90年代，日本對外貿易和投資的首要伙伴是北美，其次是歐洲地區，亞洲居后。一方面，由于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對高技術產品的出口有嚴格的限制且美國進行了監督，日本對東亞國家和地區出口產品結構甚至不及歐美國家；另一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經濟趕超的經驗使日本深知技術對經濟發展的重要意義，由于視中國為潛在競爭對手，日本有關部門將高新尖技術當作不傳之秘，在審批投資項目時總是以技術水平領先20年為標準來拉開日本和中國之間的技術差距。在整個90年代，亞洲吸收的日本投資僅占該時期日本對外投資的19%。其中，日本對中國的直接投資于1995年以44.8億美元到達頂點后開始下滑，1999年減少到只有7.5億美元，對中國直接投資在其海外直接投資中所占份額從8.7%減少到1.1%。分產業來看，日本轉移到亞洲地區的制造業占其全部制造業投資的31.9%，非制造業投資僅占全部非制造業投資的12%，比重低于除大洋洲之外所有地區。因此，亞洲是日本轉移制造業的重要目的地之一，但是在非制造業，特別是服務業的轉移中處于非常次要的地位。此外，在日本的制造業轉移過程中，傳統的勞動密集型和資源消耗型產業，如紡織、纖維、金屬、家電等產業主要集中在亞洲地區；而資本密集型產業，如機械、電氣設備、運輸設備等則分散在北美和歐洲地區。其中，在對中國的投資中，90年代日本企業在制造業的集中程度比80年代更加嚴重：1987年以前，65%的子公司集中在制造業，90年代則上升到了85%，而且為了防止技術外溢，日方經理人員所占比例也是外商投資企業中最高的。很明顯，日本向包括中國在內的東亞國家投資的類型主要屬于成本節約型，這種投資的顯著特點就是不具有技術優勢，存在相當大的技術級差，日本在技術轉讓方面一直持謹慎和保守的態度，具有明顯的防御性。
三、差距依然巨大：東亞國家尚未完成追趕任務
（一）東亞國家的出口產業結構與日本相比存在相當的差距
判斷雁行模式未來發展的主要依據，應該是看東亞各國和地區之間產業結構的梯度與銜接情況，具體來說就是東亞各國和地區出口主導產業的變動趨勢。因為出口主導產業的變動趨勢反映了一國各類產業現時的比較優勢和未來主導產業的發展方向。本文擬根據聯合國貿易與發展會議的統計資料，選取日本、“四小龍”和“四小虎”從80年代初期到1997年危機以前的出口商品的構成，來說明東亞各國和地區產業結構的調整趨勢。
在80年代初期，日本主要出口商品依次為：車輛、錄音設備、普通機械、通訊設備及零部件、電力機械、船舶、測量控制工具、鋼板、辦公設備零部件等。到90年代中期，錄音設備、普通機械、測量控制工具退出主要出口品行列，半導體元器件、汽車零部件、自動化數據處理設備、內燃機車引擎等成為主要出口品。因此，盡管日本90年代后的經濟并不景氣，但出口商品結構仍然有所改善。
稍加注意可知，“四小龍”在80年代初期的主要出口品有一定的共性，總的來看，非毛皮類服裝和鞋類（新加坡例外）、紡織品、通訊設備及零部件、電力機械、普通機械、辦公設備零部件、玩具及運動制品等占有較大的出口份額，與日本重疊的有4項。另外，韓國的鮮魚、粗鋼和鋼板，臺灣地區的塑料制品、家具和收音機，新加坡的石油制品、橡膠、煤及原油，香港地區的鐘表和家用電器出口也占有重要地位。90年代中期，“四小龍”出口商品結構的共性加強，半導體元器件、服裝和紡織品、自動化數據處理設備、辦公設備零部件、家用電器、通訊設備及零部件占據了較大的出口份額，與日本重疊的有5項。另外，韓國的汽車、聚合類化工產品、鋼板和鞋類，臺灣地區的玩具及運動制品、塑料制品和自行車，香港地區的鐘表和內衣，新加坡的石油制品、收音機和錄音設備仍占據比較重要的地位。“四小龍”出口產品的變動說明他們與日本出口商品結構的相似性增強，但“四龍小”出口增長最快的產品正是1997年金融危機后受影響最大的產品。而作為工業社會標志的汽車工業，除了韓國的水平有所提高外，在其他三個地區并沒有成為支柱產業和主要出口產品，日本在汽車零部件尤其是關鍵的引擎方面的比較優勢不斷增強。這不僅說明東亞國家原來在信息工業上取得的比較優勢是低層次的，而且在制造業上仍然需要更大的發展，因為信息工業的發展是以高水平的制造業為基礎的。所以，“四小龍”和日本在經濟發展結構上仍然存在相當大的差距，日本因為懼怕產業空心化而延緩向“四小龍”轉讓技術限制了這些國家和地區產業結構的提升和出口產業結構的優化，也延緩了日本自己提升產業結構的時間，因為有限的資源不可能同時維護大而全的制造業和高技術產業。
與“四小龍”相比，部分東盟國家80年代初期出口商品構成中仍以初級產品和自然資源產品為主，如橡膠、木材及其制品、錫和其他有色金屬、電力機械開關、鮮魚及其制品等。另外，泰國的大米、蔬菜、糖和蜜、非毛皮類服裝、玉米、珠寶，馬來西亞的原油及其制品、非毛皮類服裝、通訊設備及零部件，印度尼西亞的原油及其制品、煤氣、咖啡的出口也非常重要。90年代中期，大部分東盟國家在半導體元器件、辦公設備零部件、通訊設備及零部件、家用電器、紡織品和服裝方面的出口猛增，但是，自然資源產品的出口依然很重要，如橡膠、石油及其制品、貝類、加工木材和膠合板，還有泰國的大米、魚制品、鞋，馬來西亞的固體植物油，印度尼西亞的煤氣、有色金屬礦產品等。總的來看，絕大多數東盟國家的出口商品結構與“四小龍”相比還存在著相當大的差距，產業發展的梯度仍然存在，繼續從“四小龍”和日本獲得生產設備和技術仍然非常重要。
所以，無論是“四小龍”還是東盟國家，其中的任何單個國家和地區不僅在經濟總量上與日本存在著差距，而且在最關鍵的產業結構上也沒有和日本處在同一層次上。
（二）中國與日本在經濟和科技方面的差距依然巨大
至于被有些學者看好的能在未來縮小和日本差距的中國，在2020年之前還沒有超過日本的實力。本來，包括日本在內的西方發達國家就在叫嚷無中生有的中國，在實力相差甚遠的情況下，中國應該客觀地評價自己的經濟和科技發展水平，不能在日本官方的表態下喪失自己的立場。
首先，從經濟總量來看，日本在未來最少20年內仍將是亞洲第一經濟大國。
2000年日本實際GDP為4.9萬億美元，人均3.76萬美元。同年中國的GDP接近1萬億美元，還不到日本的四分之一，人均GDP僅為不到850美元，約相當于日本的四十四分之一，排在世界第140位。如果在未來的時間，日本經濟原地不動而中國保持年均7%的增長，則23年以后中國的經濟總量才能追上日本，但是由于在2020年前后中國將達到人口高峰，人均GDP追上日本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同時，現在日本的生產技術和設備、勞動力素質、企業跨國經營與生產要素全球整合等方面的能力，都是中國無法比擬的。中國經濟增長雖快，但主要靠生產要素的投入即外延式的增長方式為主，是一個依靠吸引外國資本與技術的加工出口生產基地，現在正在大力發展的裝備制造業非常缺乏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的產品。因此，短期內中國在東亞地區經濟發展中還不具備發揮主導作用的能力。
其次，從維系雁行模式的最重要的指標——科技實力來看，日本的優勢依然明顯。
日本雖然在計算機軟件行業的競爭中敗給了美國，但在信息產業的其他方面如計算機硬件、集成電路、半導體工業中仍然具有同美國競爭的實力。同時，日本在制造業的核心技術、機器人工業和某些生物技術方面的實力甚至要高于美國。包括韓國、中國在內的東亞國家短期內還無法在高科技領域同日本一較長短。更重要的是，日本科技發展的后勁即使和美國相比也并不遜色，在東亞地區更是首屈一指，見下表。
中、日、韓三國科技活動指標的比較：
指標單位中國（1998年）韓國（1998年）日本（1998年）
研究與開發經
費總值占GDP億美元67811396
的比重%0.692.523.26
每一萬人中的
研究人員數量人數3.919.949.8（1997年）
單位研究人員
的經費千美元13.787.6195.5（1997年）
批準專利數量千件3.524.6147.7
技術出口百萬美元66871417924
技術進口百萬美元1637525283720
科技論文總數千件46.221.5124.6
資料來源：國務院發展中心世界發展研究所編：《世界發展狀況》(2001)，時事出版社2001,5。
中國雖然在一些重要的前沿科學技術方面居世界先進水平，但就總體而言，與日本相比仍有不少差距。教育科技投入的人均量仍很低，研究與開發支出位居世界第40位。教育經費占國民生產總值的2.3%，不僅低于日本的4.9%，甚至低于許多發展中國家。1999年以來，中國加快了建立世界裝備制造業基地的步伐，但在實際上，中國發展裝備制造業仍面臨很多困難，其中最關鍵的就是多數制造業產品的核心芯片、核心制造技術仍由日本和其他發達投資國控制著。從產業分工上講，日本和其他發達國家仍處于最高層次，那些高技術、高檔次、高附加值并能帶來豐厚利潤的產品或工序，仍然出自日本和其他發達國家。
最后，中日兩國對東亞國家的經濟影響力也存在著巨大的差異。
判斷一國對其他國家的經濟影響力，主要應該看后者對前者的貿易、投資和貨幣依賴程度。在東亞國家中，日本在貿易、投資和貨幣方面的影響力顯然比中國要大得多。
從對外貿易上看，“四小龍”和東盟國家對日本出口占各自國家和地區出口總額的比重平均為20%左右，而中國在“四小龍”和東盟國家的貿易伙伴排名中要遠遠落后于日本，主要是中國出口產品結構與“四小龍”和東盟國家具有較大的趨同性，而需要進口的商品又是上述國家和地區無法提供的。從對外投資上看，日本是一個資本凈輸出國，1990年對外投資總額為505億美元，2000年為329億美元，累計對外投資總額居世界前列，是東亞國家的重要投資國。中國目前還是一個資本凈輸入國，2001年，中國實際利用外資達到5684億美元，外商直接投資為3935億美元，自1993年起居發展中國家首位。但是，中國資本剛剛開始走向世界，規模有限，絕大多數年份的對外直接投資不到10億美元，累計對外投資量僅相當于引資量的5%，對外投資企業的境外營業額年均不到100億美元，在有限的對外投資中，投入東亞國家的資本所占的比例很低。日元是可自由兌換貨幣，也是國際貿易和國際投資中的主要計價和結算貨幣之一，人民幣可自由兌換還需要一段時間，影響力有限。因此，中國對東亞國家的經濟影響力與日本相比存在相當大的差距。
四、柳暗花明：雁行模式不會終結
20世紀90年代初日本基本完成追趕任務以后，由于沒有及時進行制度改革和經濟結構調整而陷入長期經濟蕭條，但不能就此認為日本已無力再充當東亞的領頭雁。從實力分析，日本在累計投資、專利申請和批準數量、科技文獻、企業家精神、獻身精神以及大學生占總人口的比重來看，日本仍具有而且能夠保持競爭力。日本仍是亞洲第一經濟、科技和投資大國，仍有能力在未來的至少20年內充當雁首，關鍵是看日本愿不愿意和怎么做。因此，東亞雁行模式的未來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日本的經濟結構改革和對外貿易結構調整。一旦日本經濟從低迷中走出來，經濟結構調整的效應顯現出來的時候，雁行模式又會重新發揮作用，成熟產業向東亞鄰國轉移勢在必行。但是，作為東亞后起的國家，尤其是作為正處于工業化初期的中國，應該從日本這次的經濟蕭條中吸取經驗和教訓，在經濟不斷發展的同時漸進地進行體制改革，在發展新興產業時要有前瞻性，在引進技術的同時培養技術上獨立自主的能力，不能消極被動地依靠雁行模式的傳遞效應，經濟和技術發展的源泉自主化、多元化應該是努力的方向。
【參考文獻】
[1]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世界發展研究所編.世界發展狀況(2001)[M].北京：時事出版社，2001.
[2]魏燕慎.“雁行模式”式
微多元分工格局初現[J].當代亞太，2002(6,7).
[3]袁鋒.當前形勢下的中日關系[J].復印報刊資料外貿經濟、國際貿易，2002(8).
[4]劉昌黎.日本對外直接投資的衰退及其前景展望[J].當代亞太，2002(6).
貿易結構論文范文第8篇
一、中美貿易現狀
中美自建交以來，雙邊貿易高速發展，優勢互補明顯，貿易結構日趨多元化。貿易的飛速增長為兩國人民帶來了實惠，給兩國關系的發展提供了動力，但貿易摩擦也在增加。2001年底中國正式成為世界貿易組織成員國以來，中美貿易出現了中國市場經濟地位的確立問題、反傾銷問題、知識產權保護問題、人民幣匯率、紡織品配額問題以及貿易發展不平衡問題等。例如，2002年美國對包括中國在內的一些國家實施鋼鐵保障行動；2003年美國對華紡織品實施特別保障；2004年，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對中國彩電和寢室木家具征收反傾銷稅，美國商務部還明令禁止美國進口中國購物袋，美國主要紡織品服裝協會和工會要求推遲取消紡織品配額。
二、中美貿易現狀原因分析
（一）美國的對華貿易限制制約了其比較優勢的發揮
在美國可以自由進口中國的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同時，美國卻對其國內企業向中國出口技術密集型產品設置了諸多限制。這種貿易的不對稱無疑是導致美國對華貿易逆差的一個重要原因。另外兩國居民的需求結構也存在著巨大差異。在人們的收入水平很低時，人們的絕大多數支出都將集中在食品等必需品上，即此時的恩格爾系數非常高。而當收入水平比較高時，除了購買生活必需品還可以購買高端產品來提高其福利水平。而中國生產的勞動密集型產品大多是生活必需品，美國一般是高技術高檔產品。顯然，不管人們的收入水平高低生活必需品都是必須購買的，這就導致美國會大量進口中國生產的勞動密集型產品，而由于中國居民的收入水平比較低，對美國生產的高端產品的需求卻非常低。這種由于收入水平的巨大差異而導致的兩國對貿易產品需求的不對稱是造成美對華貿易逆差的長期因素。
（二）美國國內政治因素的影響
美國總統大選每四年舉行一次，自冷戰結束以來的歷次美國總統大選中，美國對華政策都是兩黨總統候選人相互攻擊的重要議題，這也是贏得選舉最方便的武器之一。20世紀90年代至今已經舉行的美國總統大選共有三次，從這一時期的情況看，每逢大選臨近，兩黨總統候選人就會對中美貿易摩擦的各種問題顯示強硬立場，發表頗具貿易保護色彩的言論，這幾乎成為一種規律性的現象。
（三）世界經濟不景氣導致美國出口的下滑
美國的統計數據表明，美國貿易逆差增加的主要原因在于美國出口貿易額的下滑，而不是進口貿易的激增。據美國全國制造商協會透露，在過去兩年中，美國制造業的出口貿易額減少了850億美元，主要原因在于海外需求的疲軟。相反，中國對美國的進口卻在增加。
（四）中美兩國彼此對外直接投資（FDI）比例極不對稱
中美兩國間的巨額貿易順差，在很大程度上與兩國之間的接投資結構相關。美國近年來對華直接投資額均在40億～50億美元以上。美國對我國的直接投資代替了前者對后者的出口，中國吸引的美國直接投資又促進了前者對后者的出口。因此，如果中國具有同美國同樣發達的對外直接投資的能力，直接在美國設廠，生產美國原本要從中國進口的商品，那么雙方的貿易差額將會大幅度下降，貿易摩擦的幾率也會隨之降低。因此，中國資本國際化程度應大大提升。
（五）中國出口商品結構低下，出口市場范圍狹小
現階段我國處于國際分工價值鏈條上的低端，具有競爭力的產業主要為勞動密集型和附加值較低的一些加工工業。由于缺乏技術含量和自主品牌，許多產品在消耗了大量資源出口后換回的只是少量的經濟利益，甚至還不斷地被指責為低價傾銷。我國向美國出口的商品主要為紡織品、服裝、鞋類等。這些價格競爭力較強的商品一旦大量出口極易引起美國的警惕，導致我國出口產品遭遇種種限制。
（六）中國企業自身和政府部門一些做法也有不當之處
中國企業有“薄利多銷”的傳統，再加上中國長期對外貿企業進行出口補貼，導致不少外貿企業為完成出口指標對出口產品定價過低，因而經常被控傾銷。甚至還有企業為了換取出口補貼和出口退稅無利也要銷售，造成不規范的定價行為，結果為美國指責中國破壞公平競爭和公平貿易的準則提供了口實。另外，中國國內存在的地方保護主義阻礙了中國政府全面履行世貿組織協議的進程。
三、促進中美貿易的相關對策
（一）早日爭取“市場經濟國家”地位
對中美雙方來說，“非市場經濟地位”問題不僅是一個經濟問題，更是政治問題。它代表著美國對中國經濟性質的理解以及對中國經濟體制改革所取得成績的認可度。因此，中國應在政治層面上對美國等采取歧視性措施的主要成員施加壓力，使其早日承認中國市場經濟地位。
（二）繼續深化經濟體制改革
完善市場經濟運作方式，使中國最終成為一個真正的市場經濟體，從而縮小中國與西方市場經濟國家的體制差異。這種差異的縮小可以使得信任程度增加和縮小美國對中國出口技術產品的控制范圍，使中美貿易實現平衡，從而使中美貿易在進出口平衡的基礎上實現健康發展。
（三）改變中美兩國相互依賴的不對稱性，由外貿拉動向內需拉動過渡
在經濟全球化的大環境下，中美兩國經濟相互聯系、彼此依賴的程度達到前所未有的狀況，但這種依存是不對稱的。因此，從長遠發展戰略來看，我國應將宏觀調控的著眼點更多地放在擴大內需上。我國擁有13億人口，國內市場十分龐大，而且經濟發展處于快速發展階段，潛在的市場需求是其他國家不可比擬的。在現階段，擴大內需應將滿足內需作為前提，滿足占人口絕大多數的普通民眾包括貧困群體的要求。
（四）建立完善的預警機制解決貿易摩擦
有效的反傾銷預警機制包括三個部分：市場預警，政策預警和政企溝通。一個完善的預警機制，需要加強三個主體的作用：1、政府，政府有關部門要跟蹤一些產品的進出口貿易，尤其是進口與出口激增，進口與出口價格急速變化的產品駐國外新聞記者也應具備極強的經濟意識，及時跟蹤和報導國外反傾銷或限制進口的動向性信息，特別是對中國的主要貿易伙伴國的一切限制進口措施要進行詳細報道。2、建立對政府有影響力的全國性行業協會組織，以發揮其協調，談判和行業約束及服務的功能行業協會，積極主動地應對，指導、協調涉案國內企業參與應訴，力爭取得對我有利的結果。3、國內企業不但要學會規則解決國際貿易摩擦，更要學會如何避免摩擦。我國應借鑒國外成熟的貿易救濟機制，進一步完善我國反傾銷，反補貼，保障措施及技術性貿易壁壘的法規，建立符合國際慣例的貿易救濟體系，健全應對貿易摩擦的快速反應機制
（五）慎重應對人民幣匯率升值壓力與匯率機制問題
貿易結構論文范文第9篇
論文摘要:在國內外研究的基礎上，通過研究加工貿易結構升級的影響因素，采用1996-2007年山東省相關數據，利用回歸分析方法進行定量研究.結果表明產業結構對加工貿易結構升級有著負的影響，技術進步對其影響不顯著。
1．山東加工貿易結構升級的現狀
受國際金融危機惡化，全球經濟增長放緩，外需減弱以及近一兩年來加工貿易政策調整等因素影晌，我省加工貿易發展速度明顯減緩，2009年1-8月，全省加工貿易進出口369.6億美元，下降13.6%其中，出口240.2億美元，下降11.4%;進口129.4億美元，下降17.3%所以在這種嚴峻的形勢，加工貿易的轉型升級迫在眉睫。
山東省的加工貿易在改革開放30年來取得了巨大的發展，貿易結構也在逐步的優化，由表1我們可以看出，資本技術密集型商品的出口和產品附加值都在不斷增加，用加工貿易的增值率來表示產品的附加值n，即加工貿易產業鏈的延伸。隨著山東半島制造業集群的建立與發展，加工貿易產業關聯度也不斷增強。用山東加工貿易對GDP的貢獻率來表示加工貿易產業關聯度以及加工貿易技術溢出效應，從2005年到2007年山東加工貿易對GDP的貢獻率由21%上升到29%。
但是目前山東加工貿易還只是處在量的發展階段，結構升級的速度并不快，且具有很大的波動性，由圖1我們可以看出這一點。并且由圖2看出，山東與江蘇等先進省市相比，加工貿易結構升級的步伐明顯趨于緩慢。
2山東加工貿易結構升級的實證研究
2.1計量模型的建立
為了檢驗以上這些因素對山東加工貿易結構升級的影響，建立如下回歸計量模型:
y=a+(3c1+3,x2+32x3+(33x4+(34x5+)ic6
其中，Y表示山東的加工貿易結構，為被解釋變量,x1代表外直接投資，x2代表勞動力資源享賦，x3代表的是技術進步水平，x4代表的是對外開放度，x5代表的是產業結構水平，x6代表的是勞動力的文化水平，￡是隨機擾動項，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其他未考慮的因素對加工貿易結構的影響。
2.2變量及數據說明
(1)加工貿易結構，由于加工貿易結構的數據難以找到，而大部分的加工貿易出口產品為制成品，此處我們以歷年山東制成品出口占總出口的比重來代替衡量。
(2)產業結構，這里以歷年山東第二產業產值占GDP的比重來表示。
(3)外商直接投資，用歷年外商直接投資額占山東GDP的比重表示。
(4)國內的技術水平。選取的技術水平指標是根據“索洛余值法”計算而得，并取1979年數據為初始數據。
(5)貿易開放度。關于貿易開放度的衡量有多種指標，一般采用貿易依存度指標，即一國進出口總額與GDP之比。(6)勞動投入常用勞動力人數替代。出于數據可獲得性考慮，本文假定勞動力總量等于就業人員數。勞動力的文化水平用受過高等教育的勞動力占社會勞動力總數的比例來表示。
2.3計量結果分析
估計方法則采取最小二乘法，用Eviews3.0做的回歸分析，回歸結果如表2所示。
從表中我們可以看出，RZ=0.9918，回歸的結果是比較顯著的，勞動真賦和對外直接投資對山東加工貿易的結構升級促進作用比較明顯，但是我們可以發現技術進步和產業結構對加工貿易結構升級有著負的影響，原因主要有以下幾點:
（l)山東技術水平的提高對加工貿易的影響有限，加工貿易在一定時期內有著明顯的“大進大出，兩頭在外”的“飛地”特征，所以技術水平的提高的作用并沒有顯現在加工貿易結構升級身上，技術水平提高給山東加工貿易帶來的利小于弊，由于技術水平的提高，企業不僅要引進先進的技術設備，培訓專業人才，所花費的成本大于由技術水平提高帶來的高效率而增加的利潤。
（2)產業結構與現實的貿易結構存在錯位的現象。在加工貿易中占優勢的產業，出口產品結構是以輕紡工業為主，而國內的生產結構卻是以重化工業為主，這種明顯的錯位現象將會隨著資本技術密集型產品出口的增加而逐漸消減。
3促進加工貿易結構升級的對策
3.1努力提高國內技術水平，促進核心技術的開發應用
一方面，需要國家積極利用信息通訊技術改造傳統加工貿易產業，提高傳統加工貿易產業的技術含量;另一方面，要結合當地產業結構調整的需要和未來國際產業的發展方向，制定專門的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錄，弓}導外資投向國際化生產鏈條中附加值大、科技含量高的產業或加工工序環節，提升加工貿易產業發展的層次。
3.2充分發揮要素票賦優勢，實現比較優勢的動態轉變
我們知道勞動力資源豐富是我國的資源優勢，也是山東加工貿易迅速發展的主要原因，正因為如此，山東加工貿易面臨著發展的瓶頸，無法實現突破，只是進行者簡單的組合加工。所以我們在充分利用勞動力這一資源優勢的同時要實現其動態轉變。動態比較來自于資本積累的加速、技術和勞動力素質的提高，它所導致的結果就是加工貿易商品的結構升級和增值比率的提高。
3.3積極完善產業配套能力，加快產業鏈條的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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